1

世  界

2007年，《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没有西方的世界》一文。这篇文章指出，有两种令人忧虑的可能性值得西方国家深思：第一，非西方国家可能对于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正当性提出挑战，并要求大幅增加非西方国家的发言权，以及推动大规模的多边体制改革；第二，非西方世界可能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另外建构一套国际交往与合作的规则，从根本处绕过西方国家主导的多边体制。

如果跳出西方中心世界观，我们就会有全然不同的判断。全球生产力与财富的再分配，必然带来权力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场域格局的变化，也必然触动全球安全、贸易、金融、信息、环境等领域政策协商与治理机制的相应调整。

多数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都是由西方国家长期把持的，这些规范与制度安排都是根据西方国家的理念所建构的，其出发点是维护西方国家核心利益与主导地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去60年来世界银行总裁一向由美国指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向由欧洲人出任的不成文惯例。

西方国家在面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时，一方面试图以既有的体制来引导与吸纳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尽可能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不受动摇。但它们也意识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现存全球秩序很难不受冲击，全球治理机制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2

G20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得不在华府正式召开二十国集团(G20)首届高峰会，原因很简单，西方国家需要新兴市场国家承担带领全球经济复苏的责任。西方国家希望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扩大支出、扩大消费，抵御世界经济滑坡的趋势，并带动西方国家的出口；期待这些国家能够利用丰沛的储蓄与外汇储备来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全球性金融或财政援助方案；还希望这些国家能持续购买美国与欧元区各国国债，协助这些国家压低长期利率。

2009年G20伦敦高峰会上，二十国集团的地位正式获得确认，在功能上G20取代了过去富国俱乐部八大工业国集团(G8)的角色，成为最重要的全球议题定期协商机制。

会议上，美国与西欧各国也同意启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计划，一方面大幅增加可贷资金规模，同时重新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让金砖四国取得更大的份额，四国的投票权比例总和可以超过15％。不过，美国仍不愿意放弃它的否决权(也就是让自己的投票权从17％降低到15％以下)，欧洲也仍未准备放弃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人事的独占。

在二十国集团里面，基本上还是两股力量在角力与寻求平衡。一边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七大工业国，一边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BRICS)。

金砖五国不但拥有全球43%的人口、75%以上的外汇储备，而且在全球经济复苏迟缓、欧债危机深重难返的背景下，金砖五国作为一个整体，在2009到2013年之间依然保持了两倍于全球和四倍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力量上的此消彼长，意味着西方国家长期把持全球治理体制的时代即将结束，金砖五国已经有能力改变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现存国际秩序。

虽然金砖五国当前还不是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内部还有很多矛盾，但是经过一段摸索期之后，金砖五国已经逐渐探索出它们对全球性议题的共同立场。2011年，金砖五国领袖将矛头指向滥用其全球铸币权的美国，提出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包容、失序的。为什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永远一个是美国人做、一个是欧洲人做？世界上经济的实力对比已经出现了那么巨大的变化，如果西方国家把这些管理机构和多边体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的话，非西方国家就另起炉灶，也即“如果你内部不改革，那我就从外部改革”，那样就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3

影  响

除了经济以外，金砖五国也已经在其他议题领域发挥其影响力。

比如说世界各国最关注的全球变暖问题，特别是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协商，这个所谓的“后京都议定书”新协议的基本架构，过去都是西欧在主导——美国长期抗拒整个构想，不愿接受任何一个全球性的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

但这个主导地位，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哥本哈根会议上，就首次面临来自中国、印度、巴西的挑战。在这次戏剧性的会议上，中国与印度带领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欧集团提出的“丹麦版本”，获得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响应。从此西欧在全球气候变迁议题上再也无法占据主导地位，不得不与金砖五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协商。

在那次会议上，奥巴马总统想挽救濒临破局的会议，临时约温家宝总理单独协商，吃了闭门羹；他又转念找印度总理辛格会见，也吃了闭门羹。最后才发现，原来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的领导人，正瞒着美国私下聚会商量大计。奥巴马总统决定不顾颜面，径自闯入四国首脑开会的酒店，美国的特勤人员还差一点与中方安全人员开打。事后美国新闻媒体评论，这是100年以来美国总统遭遇过的最大外交耻辱。

一叶可以知秋，大家都看出来这个世界已经在变了！

4

问  题

当前全球秩序的基本构成，是美国支配的霸权体系与西欧推动的法治体系之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本身充满着矛盾与伪善，因为美国霸权体制与西欧法治体系彼此高度不相容。

美国霸权体制最显明的特征就是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坚持自己可以无限制延伸其国家安全利益，一直延伸到地球每一个角落、每一寸海洋与每一封电子邮件，而且只有美国可以。美国长期在所有地区试图独占安全秩序支配者的角色，并将主要费用转嫁给被保护国或其盟邦。美国坚持自己保有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前进军事部署与选择性军事干预的行动自由，并让绝大多数中小型国家陷入美国操弄的安全困境。

当前全球秩序有7个主要领域：(1)主权、疆域与认同；(2)武力与安全；(3)生产与交换；(4)货币与金融；(5)健康、环境与生态；(6)知识与意识形态；(7)信息与网络。这7个领域过去在美国单极体系下，尚可勉强维持其连贯性。如今美国领导地位陨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倾向更为明显，这些领域都开始出现乱象。

比如，在武力与安全领域，美国的独行独霸已经让联合国安理会体制形同虚设。当美国可以掌控安理会时，就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经济制裁或军事干预；而安理会不顺其意志时，其就自行组织制裁或军事干预同盟，把联合国安理会彻底架空。美国能主导世界贸易组织时，就推进多边贸易谈判；当其失去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领导地位时，就联合安全盟友搞TPP或TIPP这类排他性自由贸易板块。

美国支配世界各区域安全秩序的局面必然难以为继。美国传统盟邦(特别是英国与法国)早已无力支撑昔日军事大国的门面，日后更难配合美国的选择性军事干预，此一困境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暴露无遗。由于国际体系中大国与小国的幅员与国力极端不对称，所谓主权独立与主权平等原则根本是一种虚构的假象。

严格说来，世界上除了美国、中国与俄罗斯等少数核武大国外，绝大多数国家都称不上真正的主权独立国家，因为它们仰赖超级大国的安全伞保护，它们的经济主权早已被大国主控的超国家管辖机构(例如德法主导下的欧盟)、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多边协议(例如各种自由贸易协议)所架空，在经济全球化脉络下它们更被无形的市场力量所挟持。

在现存西方世界主导的秩序之下，“天下很不平”，各种荒谬的图像频频涌现。

例如，西欧国家领袖经常对发展中国家维持死刑指指点点，但对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带来50万无辜平民死亡的惨剧却视若无睹。又如，美国占领伊拉克一个月的花费是40亿美元，占领阿富汗一个月的花费是19亿美元，从2008年到2010年这3年间，美国政府救援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花费至少2－3万亿美元。可以想象，如果将这些巨额经费移作援助落后国家饥民或扶助自己国内贫困人口之用，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然而，当前全球仍有10亿人口处于饥馑边缘等待援助，美国国内仍有4 000万人在贫困线下挣扎。

我们不能仅仅对这些荒谬景象进行道德批判，而必须追溯什么样的深层因素是导致这些荒谬现象的根源。

5

根  源

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建构现存全球秩序的指导理念。这些指导理念在过去造就了西方的富强，也是急于想追赶西方的后起之秀奉为圭臬的指导思想，但这些指导理念却也是导致人类社会冲突、失序与极度缺乏公平正义的根源。

有三个指导思想是西方国家建构当前全球秩序的基础：一是西方中心主义，二是现实主义，三是自由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相信西方历史经验与价值体系的普世性与先进性，但也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倾向区分我族与异类，歧视与排斥异类文明，人为制造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并勇于教训与改造他人，这是导致文明与宗教冲突的根源。

现实主义主张国家利益极大化，突出国际体系利益冲突的本质，主张武力为贯彻国家意志与解决争议的最后手段，接受强者支配弱者是自然秩序。在现实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建构的霸权体系追求绝对的安全与压倒性军备优势，处处防范潜在威胁者，时时压制与围堵潜在挑战者，甚至主动制造敌人并先发制人。这种思维导致所有主要国家都陷入安全困局与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无法自拔。

自由主义虽然一方面强调国际社会互利合作的可能性，主张通过规范与制度的建构来化解冲突与引导合作，但另一方面主张个人自由与利益极大化，并鼓吹民主神话与市场万能。经济自由主义思维掩饰资本主义的掠夺与剥削本质，纵容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合理化财富两极分配。政治自由主义强调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形式上的权利平等，但刻意忽视实质上的不对等与不平等。在政治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民选政治逻辑必然阻碍国际社会的合作。

6

中  国

相较之下，中国的王道思想可以为21世纪全球秩序的重组提供一套新的指导思维，因为王道思想正好可济西方核心理念之穷。王道思想为个人的道德责任提供明确实践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循序渐进、由内而外、由近而远。同时，王道思想也为群体间的互动准则设定三层不同的境界。第一层是先做到“反求诸己”、“推己及人”、“讲信修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余力则“济弱扶倾”、“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最后是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最高的实践目标。个人根据自己的资材、德行、知识与客观条件，尽其所能，进退有据，但求无愧。

王道思想也强调中道，要执两用中，不偏不倚，要在本质上有矛盾与冲突的事理中求取平衡，要处理不同层次群体间的利益关联与协调，既要顾全大局也要照顾个体需求；处理事务要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兼容并蓄，道为纲、术为目。

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理性主义所习惯的“从少数抽象先验原则出发，然后针对个案演绎出合理的结论”非常不同。多年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赵汀阳的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方思想中国家已经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了，世界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空间，然而从国家利益出发不可能看到并定义属于世界的长久利益、价值和责任，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出世界的公正秩序。

传统的西方思想将国家视为最大的利益共同体，国家之上的规范与制度仍是以国家自愿遵守为前提，自由主义又将国家利益化约为个人利益的总和，政治人物必须以讨好个别选民为依归。而王道思想则揭示“无我、无私、无外”原则，主张个人的生存意义在于增进群体的福祉，必须承担对群体的责任。因此，王道思想强调，对强者、居上位者应该课以更高的道德责任，居上位者要修德文、以大事小、多予少取、济弱扶倾。

反观西方历史经验孕育的主权国家原则，早已背离其孕育的西欧历史情境。在18世纪的西欧，主张以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彼此平等、相互独立，有其客观的合理性，因为西欧国际体系的主要成员在国力上大致等量齐观。

但是当主权国家有强大如美国者，有微小如图瓦卢(人口1-2万)者，主权国家原则就成为“用组织堆砌的虚伪”。虚伪的平等掩饰了以强凌弱的真实，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强者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自我利益极大化，可以己所不欲施于人，可以规避提携贫弱者齐头并进的扶持义务，可以摆脱维护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道德责任。王道思想倡导局部与全体是有机的联系关系，无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体。

中国领导人应该从王道思想以及其他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智能，来赋予“中国梦”与“世界梦”更丰富的内涵，并逐步建构21世纪中国全球角色与责任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为中国“绝不称霸”的政策宣示注入正面能量。也唯有从王道思想的高度出发，中国才会有绵绵不断的内部动力，来义无反顾地协助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落实“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王道精神。

也唯有从这样的高度出发，中国才有道德能量号召所有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进步力量来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让所有利害与共的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才能彻底控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风险与破坏性，才能有效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倾向，才能全面建构市场与社会、文化、环境共生的规则，才能让每一个国家脱离全球资本主义的宰制，才能改造当前全球权力运作场域的不合理宰制关系，让市场活动与知识生产回归满足人类社会多数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的初衷。

7

机  遇

对于绝大多数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南方国家而言，中国兴起为自己追求全面自主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300年来首度有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殖民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姿态出现在南方国家面前；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具备足够的技术、产能与资本输出条件，可以同时在上百个发展中国家兴建水库、发电厂、输电网、移动通信平台、光纤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深水港与工业区；

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以及网络通信平台，让中低收入国家的几十亿人可以一举跨入现代社会与数字时代；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是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而不像过去西方国家以追求资本回报极大化的私营跨国企业与银行为先锋；

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可以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但另一方面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移植自身奉行的制度，不胁迫设置军事基地，也不搞政变。

这样的历史机遇应该不会是昙花一现，因为：首先，中国仍处于中等发达阶段，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具备拉抬南方国家的巨大能量。其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党执政体制，这个体制仍以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为其核心任务与合法性基础。主导这个体制的执政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仍倾向政府与市场双手并用，不迷信市场万能，会长期维护国家资本对战略性与垄断性经济部门的主导地位，也不至于沦为跨国资本集团及全球富豪阶层的政治俘虏。

在相当一段期间内，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依然丰沛，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创新的力量不足为患。

当然，中国是否能扮演好这样一个全球性角色，也取决于中国政治体制能否长期保障执政精英的相对自主性，维持国家机器的公共利益导向，确保中国共产党不异化为垄断性利益集团；也取决于中国社会精英是否能善于运用自身的文化积淀与历史经验，承袭天下观视野与超越国家利益的思考维度，掌握好义利之辨的智慧精髓并坚持济弱扶倾的道德观。改造全球化游戏规则南方国家想要逐步推进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有关建构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倡议，就必须设法结合西方社会的进步力量，协力改革过去由美国领导西方国家所打造的全球化游戏规则。

附文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八个要求，其中第三个要求讲道：“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坚定“四个自信”，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首先要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不是什么。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全党：“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发现注入到空想社会主义中。是否承认和坚持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一切主义的根本区别。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比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的碰撞中，我们应该保持理论清醒和政治清醒，不受各种噪音、杂音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历史表明，老路走不好，邪路走不通，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正路。

　　科学社会主义有实践、理论和制度三个层面。与之相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形成的深厚土壤。概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精神根基，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是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95年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既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韧，又有“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怀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自信来源于我们对历史的深刻体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固有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今天，社会主义这粒种子，在中国这块土壤里经过反复试验、适应、改进，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品种”。它给5000年的中国文化打上了马克思主义印记，也给500年社会主义思想打上了中国印记。正是基于这些深刻认识，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基本结论”和“根本成就”来加以强调和坚持。

　　自信来自于我们知道如何判断，评判的主体始终是我们自己。“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靠事实来说话，要由人民来裁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对真理的坚决捍卫和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负责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追求真理、谋求人民利益的历史。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体现于社会实践，归根到底体现于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实现。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自信还来自于我们可以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和走向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是对世界发展和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我们要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停滞不前了。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此，要不断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陈亚联）

附文二：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有很多政治制度当前都日渐衰败。这与更为广泛的社会或文明衰落现象并不是一回事儿。这里讲的政治衰败其实是说，一项特定的政治进程——有时是一家政府机构——已出现机能障碍。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思维僵化；地位稳固的政治行为方对改革和再平衡起到了阻碍作用，而他们的实力在不断壮大。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走上永久性的衰退之路，也不意味着美国相对他国所具备的实力肯定会下降。但制度改革极难实现。在政治秩序不发生重大混乱的情况下，根本不能确保可实现制度改革。因此说，虽然衰败和衰退不是一回事儿，但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并非没有关联。

  三大结构特征都有问题

人们对美国当前的困局作出了多种诊断。在我看来，制度衰败——或者说衰落这个范围更广泛的观念——绝非“一蹴而就”。但总体来讲，美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基本上总是会被忽视。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美国相对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政治文化有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不论它们如何演进，也不论它们在过去发挥过多大效力，这三个特征当前都出了问题。

第一，相对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而言，司法和立法部门（也包括两大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美国人一贯信不过政府，由此就催生了立法部门解决行政问题的局面。久而久之，这种处理行政需求的方式变得成本极高、且效率低下。

第二，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生物学家们所称的亲缘选择和互利主义是人类社交的两种自然模式。当与个人无关的当代政府失效时，人们就会回归到上述关系中。

第三，由于联邦政府管理结构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其设计初衷是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也就变成了否决制。往好了讲，决策机制变得过于松懈——也就是说太过民主了，有太多的行为方由此得以阻止政府去调整公共政策。我们当前需要更强大的机制，以力促实现集体决策。但由于政府的司法化以及利益集团影响力过大，在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不太可能建成此类机制。

由此说来，这三个结构性特征已呈盘根错节之势。

   直接引发代议制度危机

在当代自由民主国家里，政治制度的三个核心范畴——政府、法治和追责能力——具体表现为政府三权分立：即分为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和立法部门。

由于不信任政府权力的传统十分悠久，美国总强调要把采取手段——即通过司法和立法机构——制约政府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

美国政府在质上的衰败与美国人倾向于建立“由法院和政党主导的”政府有着直接关系。法院和立法部门在不断篡夺行政部门的很多正常职能，由此造成政府运作在整体上缺乏连贯性且效率低下。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由行政部门处理的职能被逐步司法化，由此引发成本高昂的诉讼出现爆炸式增长、还导致决策迟缓以及执法工作严重缺乏协调。法院不但没有对政府发挥制约作用，反倒成了扩大政府职能的替代性工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担心“大政府”

会做强，美国最终反倒建立了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政府，但这其实更难追责了，因为政府主要控制在法院手中，而法院并不是经选举产生的。

与此同时，由于利益集团丧失了腐化立法部门的能力，它们于是找到了新的理想方式，即通过司法手段俘获并控制立法议员。这些利益集团会扭曲税收和开支，并朝对它们有利的方向操纵预算，进而抬高整体赤字规模。利益集团有时会利用法院实现此目的并获得其他好处。但它们也会通过多项通常自相矛盾的授权——它们会引导国会支持这些授权——去破坏公共行政管理的质量。而相对弱势的行政部门通常无力阻止它们。

所有这些引发了一场代议制度危机。老百姓觉得，本应发挥民主作用的政府再也无法代表他们的利益了，政府反去迎合各类神出鬼没的精英。

简言之，美国政府的问题源于，既有实力也有能力的政府与原本旨在约束政府的各个机构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当前有太多的法律， “民主”程度也过了头，其表现形式就是立法部门在干预美国政府发挥职能。

   两极分化导致决策困难

行政部门司法化和利益集团对国会的影响力就是美国政界出现政治衰败的实例。这些问题有美国政治文化等深层次原因，但原因也包括最近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如两党的两极分化。

整体上讲，政治衰败的根源——思维僵化和精英集团的影响力——在民主国家是普遍存在的。实际上，各国——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政府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也有过度司法化和利益集团这样的问题。但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各个机构的具体特点。虽然在形式上五花八门，但面对各种政治行为方，民主国家都会构筑激励机制，它们由此也多多少少会受到这些势力的影响。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也是最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政治衰败问题对当今美国的折磨程度超出了对其他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的折磨程度。信不过政府一直都是美国政治的特征。这种长期存在的不信任感导致政府呈失衡状态，由此也削弱了在必要时采取集体行动的前景。这就最终形成了否决制。

我所说的否决制是一项进程，通过该进程，美国的制衡制度导致以大多数选民意志为依托的集体决策变得极为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多个层面重复设立权力部门，进而让联邦、州和地方权力部门都在整个公共政策范畴拥有管辖权，对任何一种此类制度来说，这都可能造成政府各部门很容易互相掣肘的局面。但在意识形态出现两极分化、主要政党的选民支持度（或不支持度）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制约就会变得很严重。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处境。2013年月，美国政府关门歇业并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爆发危机。这些都表明，少数人（即共和党内的茶党一派）的立场可危及政府整体运作能力。这就是美国政治制度在21世纪初未能解决预算持续膨胀等问题的原因所在。

   恶性均衡阻碍政府运作

当两极分化遭遇美国的制衡政治制度时，其结果尤其具有毁灭性。原因是，现在有太多的行为方可以否决掉为解决问题所作的决策。

久而久之，由于传统制衡制度不断根深蒂固且越来越僵化，美国政治制度就走向了衰败。在政治严重两极化的时代，这种权力下放制度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能力在不断下降，反而给利益集团和维权组织的观点提供了过多的代议权。但它们总起来说都代表不了至高无上的美国人民。

美国当前陷入一种恶性均衡。由于美国人过去一贯信不过政府，他们并不特别情愿把权力交给政府。恰恰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会通常会颁布复杂的规章制度，这不仅削弱了政府的自治权，还导致决策迟缓且成本高昂。这样一来，政府的表现就会很差，这又十分荒谬地肯定了人们原本对政府所持的不信任感。

在这种背景下，大多数美国人不愿增加缴税，因为他们担心政府会把税收肆意挥霍掉。然而，虽说财力并不是导致政府效率低下的唯一根源——甚至连主要根源都不是，但如果没有资金，政府也就无望正常运作了。这样一来，对政府的不信任就成了一个自行应验的预言。我们当前能扭转这种衰败趋势吗？可能吧，但现在有两个障碍，它们都与衰败这种现象本身有关。

首先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美国政界的很多行为方都认识到，政治制度当前运作得并不好。尽管如此，他们维持现状的意愿已根深蒂固。两大政党都鼓不起勇气割舍掉利益集团提供的资金。利益集团也怕出现一种金钱买不到影响力的制度。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与理念有关的认知问题。制衡制度导致利益集团享有过大的影响力，也不能在总体上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制度是无法通过少许简单改革得到修复的。拿总统制来说，政府总想通过行使一大堆新的行政权力去解决立法部门陷入瘫痪的问题。虽说此举会解决很多问题，但同样也会引发很多问题。在意识形态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取消特别拨款以及强化党纪实际上可能增加在立法领域达成广泛妥协的难度。虽说利用法院执行行政部门的决策可能效率极低，但由于没有更强大且更统一的官僚机构，或许并没有其他办法可行。其中很多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条件是美国开始实行统一度更高的议会制。但对美国的制度结构进行如此激进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美国人一直把他们的宪法视为一部准宗教文献。如果美国的制度不发生彻底崩溃的话，要说服美国人重新思考美国宪法中最基本的原则，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由此说来，我们当前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