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玉林，京都大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本文原题《精英移民与信心的溃散和重建》，系作者授权微信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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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移民”并非中国所独有。在全球化的时代，它是许多国家都有的普遍现象。同为G20成员的俄罗斯和印度都是精英的大量输出地。
似乎更可以让人聊以自慰的是，即使全世界精英都在趋之若鹜的美国，也存在着类似现象：2011年有近1800名富豪放弃了美国国籍或绿卡，而这一数字是三年前的六倍。
不过，稍加比较会发现，各国出走的精英们的种类并不相同。
在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是富人，在印度主要是IT人才等专业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则既有富人又有知识分子。相比之下，在中国，社会学所分类的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文化（知识或声望）精英，全都不约而同地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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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全都”当然属于夸张。官员移民的情况没有确切的数据，只能从有关“裸官”的报道中稍微了解。
关于富人移民的信息要多一些，例如（以下数据是五年前左右采集的，今天的统计数据或许远超于此）：
汇丰银行2010年的调查称，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中国内地富人中，60%计划移民；
招商银行等机构发布的《2011私人财富报告》则显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人群中近60%已经完成或正在考虑投资移民，而资产超过1亿元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201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在千万级富豪受访者中，16%的人已经或正在申请移民，还有44%的人在考虑移民，而富豪中拥有海外资产的达1/3、尚无海外资产的近30%有投资海外的计划。
至于知识分子的移民情况，也没有统计，但从有关“留学不归”的报告中可见大致规模。教育部的数据则表明：1978-2009年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62.08万人，回国的为49.74万人，通过留学途径转为移民的超过60万人。考虑到留学是移民的重要渠道，留学人数的剧增意味着新的移民规模的壮大。
三种人加总，中国的移民规模就非常可观。2010年版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而《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则宣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移民海外的人数超过450万，稳居世界第一。
这个世界第一的位置，有望未来继续保持。新浪网2010年6月实施的网络调查显示：在10950位参与者中，回答有移民意向的占到88.7%，这远远高于俄罗斯的数据——全俄公众舆论调查中心报告，想到外国定居的俄罗斯人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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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移民通常比一般的移民现象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涵，因此也更容易触动社会神经。比如法国富豪的出走就引起了《世界报》的联想：“200年前法国贵族逃离祖国是因为断头台，现在他们逃离是因为税收。”
那么，中国精英们的出走又是因为什么呢？
根据胡润的介绍，“企业家移民”的主要考量，包含了子女教育、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资本抗风险性等，其中最后一项被具体描述为“对政策、法律和舆论的不安”。
而新浪网面向一般网民的调查则显示下列五项：福利保障、社会公平、自然环境、文明程度、子女教育。两者的重合度很高。
再来做一个国际比较。同是“富人移民”，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富人与欧美的富人所躲避或追求的并不一样，前者是为了避税，即从高所得税国家迁往低所得税国家，后者在实际上反而趋向税率更高的欧美，意味着他们怀有比高税率更加严重和广泛的不安。
关于涵盖更广的“精英移民”的原因，在俄罗斯和中国又有不同，前者主要有财产缺乏保障、社会上升渠道梗阻、生活品质糟糕，以及“看不到短期内从新的独裁下解放出来”的可能；中国的涉及面则更广，包括了人文、社会、自然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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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寻常的“不满”并不足以使人跨国移民。由于“理想社会”并不存在，应该说任何人都会对社会的某些方面抱有不满，而一般的不满本身并不构成严重问题。它的结果会有两种：
一是通过努力改变现状，不满变成“向上的车轮”，并随着状况的改善而自然消失或减弱；
另一种是在难以改变现状之后继续累积加重，甚或化成愤怒或抗争，但愤怒和抗争也无结果，最后变得失望、无奈、丧失信心。而当大部分人对大部分领域都表现出失望和无奈，信心的溃散就会大面积蔓延。
回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诸多领域问题的演变，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中国的社会生态系统正如其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都表现出“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演化至今，社会生态系统已经高度失衡、沙化严重。
从诸多令人产生审丑疲劳的怪象和乱象中，至少可以看出五个方面的失衡，甚至严重对立：一是官民关系，二是劳资关系，三是人际关系，四是天人、人地关系，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最后就是单一个体的内心失衡或身心失衡。
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一道恶化之后，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文明”似乎都只剩下权力、金钱和欲望，任由它们尽情地结合、角逐和表演。
亿元级贪官的涌现、大学教授“赚不到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励志格言”，以及“房姐”、“房妹”们的众多房产，都算是这三种力量共同创造的杰出作品。而与其不兼容的道德、敬畏、责任、义务、谦逊、礼让、儒雅、诚实、善良，以及节制、节俭和朴素等等珍贵的要素，都被一一扫除干净。
在一个只需要大胆和只适合赚钱的国度，已经很难找到“信”和“心”的立足之地，很难确保人的尊严。因此，包括那些不再愿意继续角逐的精英在内，有能力者的出走应属必然。
精英的出走作为一个强烈的警示信号表明，社会信心的溃散已经到了令社会的主导群体也严重不安，进一步演化或任何一个偶然的重大事件，都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恐慌和不堪收拾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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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重建可以说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始终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实际上，“改革开放”本身就属于重建信心的重大举措。应该承认，初期的举措在80年代末之前曾经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当新的希望破灭、信心重又慢慢丧失之后，试图挽回信心的一系列新的举措再也没能明显奏效。
信心的重建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重建，因此涉及到几乎所有的领域，但核心在于三个方面：权力、资本和欲望。它们都已经变成了横行于中国社会的猛兽，使得社会生态系统失衡、混乱，甚至充满血腥气。因此，对其进行节制和驯化至为重要。
第一要务是节制权力。权力控制并分配着大部分资源，对社会最具影响力，因此避免权力的横行至为重要。当权力受到节制，腐败现象减少，公共政策真正考虑公众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程度提高，官民关系会趋向均衡，社会对政府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信心也就会慢慢回复。
第二要务是节制资本，同时也节制资本的逻辑。节制资本不是要剥夺资本，相反，必须充分尊重“资本的权利”，同时要限制资本购买一切的现象。限制其对内压榨劳工、对外损害环境的行为，强化它的社会责任，让抽象的资本和具体的“资本家”能够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尊重。
节制资本的逻辑就是避免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都以“利润”或变相利润为目标、以“竞争”为准则，消除市场崇拜和泛市场化。必须让“竞争”的神经松弛下来，让社会得以放松，回复常态，让社会成员得以喘息，像人一样地生活。
第三要务是节制欲望，树立一种合乎天道和人道的核心价值观。欲望具有自我增殖、无限膨胀的特征，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同时，欲望原本更容易侵入权力和资本的躯体，并借助制度的放纵而使两者更加凶猛。
节制欲望意味着需要改造已经高度扭曲的核心价值观。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二发”价值观（国家层面的“发展”和个体层面的“发财”）。“二发”在改革初期具有积极效应，但是当改革遭遇重大挫折之后，两者就逐渐演变为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带有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特征。
有鉴于此，政府和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不应该再继续鼓励人民的物质需要“日益增长”，相反，需要将“符合天道和人道的发展观”确立为新的核心价值观。这里的“天道”是指资源、环境的可承受能力，“人道”是指人的真正需求。超越了天道和人道的界限，将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
《博弈：
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孙立平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试图从利益均衡机制、转变增长模式、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博弈、足球革命、城市化、医疗改革、利益集团、突发事件等方面来阐述博弈以及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