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KnowYourself
Wechat ID：knowyourself2015
公号简介：人人都能看懂、但只有一部分人才会喜欢的泛心理学。
这样的情节在生活里从不罕见：有过出轨的父母，长大有了出轨的伴侣；或者有一段关系中有过出轨，后面的关系中频频有出轨发生；原生家庭里有暴力，长大后新组建的家庭中也有暴力；曾经被父母忽视，后来找的伴侣也忽视自己和孩子。种种创伤会反复重演，——尽管每段关系中的对象可能都是不同的。
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中可能也存在这样的重复？如何理解这重复？又要如何才能停下这样的重复？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主题——“对创伤的强迫性重复（The Compulsion to Repeat the Trauma）”。
什么是“对创伤的强迫性重复”？
从当代精神病学开始形成的阶段起，学者们就高度关注起了“过去创伤式的经历”持续的对人们当下生活的影响。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皮埃尔·雅内提出，那些经历了创伤的个体，仿佛人格发展在某一个时刻停了下来，而且不再能够吸收新的元素以扩展自己的人格。有时你可能也感到过，身边那些经历过重大创伤的人（或许就是我们自己），似乎有一部分要比他们实际年龄“年轻”——一个“不长大”的部分。你会能够从早已成年的他们身上，仍旧依稀看见那个有些扭曲的少男少女。那种很难用语言传达的、会在不经意间流露的“年龄低于现实年龄”的感觉，和创伤造成的“成长阻滞”是有关的。
同时期，弗洛伊德也提出，如果没有能够整合／消化好创伤，那些被压抑了下去的东西“注定”会变成“当下的经历”被重复出来（ “repeat the repressed material as a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in instead” ）。让弗洛伊德最初注意到这一点的，是一个2岁孩子的游戏。
他注意到，当孩子的妈妈走开的时候，孩子开始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扔出婴儿床，而当他发现没有了玩具时，感到非常失落，又跌跌撞撞地要把玩具捡回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会将玩具扔出去，如此重复多次，仿佛这是一个好玩的游戏。
看到这个情景后，弗洛伊德提出了问题：“游戏是遵循‘快乐原则’的，也就是说，游戏的目的是获得快乐。而孩子重复扔玩具，看起来和快乐原则是相悖的。那为什么‘扔玩具’明明让孩子觉得不愉快，却会让孩子一再重复呢？”
弗洛伊德分析的结果认为，这是一种关于“掌控”的游戏：因为没有办法掌控母亲离开的行为，孩子便通过扔出玩具和拿回玩具的过程，来模仿母亲离去和回来的过程。而玩具的这个过程是可以在孩子掌控之中的。孩子复制出一个包含“离去”的类似的场景，但在这个新的场景中，孩子得以掌控事态的发展，这就是这个游戏不断重复的意义。
随后，他开始关注来访者的这一类行为。他发现这种现象普遍存在 ，很多来访者都会在梦中或者现实中不断重复痛苦的经历。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行为，都和孩子不断“扔玩具”的重复一样，是一种想要“掌控”过去创伤的努力，是一种“重写历史”的努力。只不过长大以后，比起玩具，我们更多会选择新的人来重构类似的情境。
我们潜意识中，都有一种想要回到事情最初的状态中的渴望，希望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掌控那些在我们年幼时无法控制的东西，改变最后的结果。——这是弗洛伊德所理解的，人们重复创伤的动机。它把这种“重复”的现象命名为“Repetition Compulsion” 。
维基百科上则是这样定义Repetition Compulsion（国内对Repetition Compulsion 的常见翻译是“强迫性重复”，在本文中我们延用这个翻译，但要强调它的本质是一种“强迫”，即自己无法控制、忍不住要发生的冲动／行为，而不止是“重复”）：“强迫性重复是这样一种心理现象——个体不断重复一种创伤性的事件或境遇，包括不断重新制造类似的事件，或者反复把自己置身于一种‘类似的创伤极有可能重新发生’的处境里。”
然而，后来的临床经验中，学者们发现，尽管弗洛伊德认为人们重复的目的是重获掌控，但现实中，人们几乎从来无法如愿。强迫性重复导致了更多的受难，有时是受害者自己的受难，有时是其身边人的受难。
“当他们不将自己置于重现创伤的活动中时，就会有一种模糊的恐惧、空虚、无聊和焦虑感。” 精神病学家Bessel van der Kolk 说。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对创伤的成瘾”（addiction to trauma）。Erschak问，为什么这些明显在关系中受伤的人，没有办法离开那个伤害Ta的人？这是因为，这些人对施害者成瘾，对创伤成瘾，他们就像真正的瘾君子一样失去了力量。
It’s never fair: 不幸的人反复受害
受害人的“再次受害（Revictimization）”，已经被数十年的研究反复证实。如果曾经发生了一些事，让你成为一个“受害者”，统计数据说，你在未来再次受害的概率，会远远高于那些没有受害经历的人。一朝受害，终身更有可能再度受害。
研究显示，41％童年遭受过虐待的孩子，后来发展出用头撞墙、咬、烧以及割伤自己的自虐行为。Simpson 和Porter 在1984年的研究中就提出，“自毁行为，首先并不是与冲突、内疚和超我的压力相关，而是因为在生命的早年，与凶恶的照料者相处，而得到的一种原始的行为模式”，在此后遇到压力时便被激发。自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一种强迫性重复。
强奸受害者有更高的可能再次被强奸，儿童时期被（性或非性）虐待过的孩子也更有可能在成年后遭受虐待。心理学家Russell研究发现，全体女性中有38%报告在14岁以后曾经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而童年被亲人性骚扰过的女性中这个数字为68%。
受害人也有更高的概率变成施害者，让别人重新体验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在少年犯、家暴施害者等人群中，曾经遭受虐待的人数比例远高于一般人群。
受害者身上发生了什么，
导致创伤反复发生？
1. 面对会让自己想到创伤事件的刺激时“过度警醒（hyperarousal）”
“创伤发生在内部和外部资源都不足够应对外部威胁的时刻。” 心理学家Kagan这样说。生理和心理的成熟，对外部威胁的能力有很大影响。越成熟，应对能力越好；习得的调适经验越多，应对能力也会变强。而一个好的照料者（caretaker）对孩子来说是重要的外部资源，也影响着孩子内部资源的形成。
Bowlby 和Ainsworth的一系列研究指出，随着孩子的成熟，他们会不断获得新的认知框架，他们用这个不断扩展的认知框架来解读自己当下的生活。随着这个认知框架的扩展，孩子们会越来越不用依靠外部环境来调节“自己如何面对外部威胁”。照料者很大程度影响着孩子的这个认知框架一开始的建立，而后个体也会因为自己经历的事件不断进一步改变这个框架。
孩子们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去“盲目”信任的照料者去学会应对威胁。但如果照料者是拒绝、甚至虐待性的，孩子就会有很大的可能形成“过度警醒”，指面感到危险时过度敏感、过激反应。因为Ta需要用加倍的警惕来保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Ta无人可以信任，只有自己摸索着去学习应对外部威胁的方法。
当那个原本应该是安全和养育的源头的人，同时也成了危险的来源时，孩子会形成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既渴望依恋，又充满恐惧；一方面充满焦虑地顺从，同时有对自己和对对方的压抑的愤怒——而这种心理状态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长期延续下去。
对于能够让个体想起创伤事件的那些刺激，个体会长期存在“过度警醒”的状态——这正是创伤反应的一个核心特征。因为他们调节“警醒”的能力不高，不太能够用恰当的方式应对当下的刺激。有时，当一个刺激出现，未必意味着与过去同样的危险必将到来，这些有过创伤、“过度唤起”的人却会重新感受到创伤事件中自己的诸多情绪、心理甚至生理反应。因此，他们回应这些当下的刺激的方式，就仿佛是创伤事件已经回来了。
他们不太能够把当下的压力看作是“需要特定的方式去解决的特定的事件”，而只会体会到身心持续的压力状态。他们不太能感受到，他们感受到的种种紧张，根本上是来自过去的伤痛，而不是当下的压力。这种“过度唤起”会扰乱他们冷静、理性地作出评估的能力，也让他们无法解决和消化那个创伤本身。他们会用紧急的行动来处理这些威胁，而不会仔细去思索。而事实上，这种紧急的行动本身往往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这是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危险其实还没有发生。他们所以为的自己做出的防御和自我保护性的行为，其实是主动的攻击。
一个被抛弃过的人，在新的关系中感受到一点点“Ta可能要抛弃我”的信号时，往往会做出激烈的行为反应，可能包括主动切断与对方的联系，又很快寻求联系，不断询问和寻求确认。 这种行为本身可能会带来对方离开的结果，而很不幸，这种结果往往会加深这个人对于自己“过度唤起”的反应的信任——Ta在今后可能会更为过敏。
有时，是我们过度评估了危险，率先采取了过去习得的行为模式，以为自己是在对危险做出反应。然而在一些新的情境中，正是我们首先采取的“反应”模式，诱导了对方做出相对应的行为——关系是互动的结果。除了在我们生命的早期，还是孩子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关系无力选择，也没有责任；在长大后我们自己选择的关系里，即便总是以受害者身份出现，我们也一定对这段关系的行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你对自己的处境仍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通常，大部分遭受过创伤的个体在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都能够实现调节与恢复，无论是强奸、家暴还是儿童虐待。其他灵长类动物在生命早期被单独关起来很长时间以后，也能够在后来重新形成社会性的适应。
但只有在一个方面，遭受了创伤的个体与他们不曾遭受过创伤的同伴们，始终不同，就是他们应对压力的方式。因为他们的“过度唤起”，他们更容易选择回撤（withdrawal）以及侵犯（aggression）作为回应。
2. 高压环境会让人选择更熟悉的选项，回避“新奇”（novelty）
压力会让个体返回过去的行为模式中。
Mitchell带领同事做了一组研究“动物会如何应对刺激”的实验。结果发现，在刺激带来的“唤起”比较低的时候，动物们会表现出好奇，想要寻求“新奇”。当你看到朋友圈别人在某地旅行的照片，很想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希望自己也去看一看，就是这种“低唤起 （情绪相对平稳，基本没有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等生理表现）”的情形。而当刺激带来的“唤起”比较高时，动物们感到害怕，会回避“新奇”，而持续坚持熟悉的行为，无论这个行为的结果是什么。
在一般情况下，动物会在两个选项中选择更愉悦的一种；而在过度警醒的情况下，动物却会选择更熟悉的选项。在Mitchell的一个实验中，动物们在一个盒子里被电击，这些被电击的动物会反复跑回放在熟悉的位置上的那个，发生电击的盒子里；而不会选择在不熟悉的位置上的，不曾在里面受过电击的盒子。
Mitchell说，当动物们在过度警醒／过度唤起的情况下， 它们会极力避免任何激发更多生理和心理反应的刺激——“新奇”会带来“唤起”，即便这种唤起比较轻微，它们也想要回避——即便这种新奇的选择可能能够带来不再被电击的命运。
在已知的痛苦，和未知的焦虑中，这些过度警醒的个体选择已知的痛苦。这种选择可能是进化带来的本能，而事实上它却让这些动物遭受了更多次的电击，进而继续巩固过度唤起的状态，进而继续重复熟悉的痛苦——恶性循环。
3. 选择自责，逃避无助
精神病学家Bessel van der Kolk 阐述了创伤、自责以及无助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提到一个极具讽刺性的研究结果：两类强奸受害者，一类把强奸这个创伤的发生归因于“自己有错”，后一类认为“不是自己的问题”，前一类受害者在事件之后更方面功能表现要比后一类更好。
我们当然不主张指责受害人，事实上这个结果只是讨论了个体的功能，没有讨论福祉和更多方面的健康。但它显示出了自责的一些特定的功能：它帮助受害者感到自己仍然对自己的命运有一定的掌控力，从而回避了彻底的无能为力感。通过把所遭受的创伤归因于“我自己有问题”，个体得以感受到“只要我的问题解决了，创伤就不会再出现”，以及“这个世界还是存在某种公正的”——它们是受害者很主要的希望感的来源。
遭受了虐待的孩子更容易自责，因为他们需要父母仍然是“好的”，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有所依靠”感，当他们遭受虐待时，他们相信是自己的错。
但自责对创伤的重复出现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个不曾受过创伤的人，在关系中一开始受到伤害时，更容易看到对方的责任，从而更容易做出离开的决定；而那些创伤过的个体，由于习惯性的自责，往往不会选择离开伤害自己的人，直到悲剧不断升级，形成新的创伤。
4. 不正常的“正常观”以及更激烈的情感需要
不管你相信与否，很多创伤过的个体，本身也需要更多的“drama”。
动物在面临危险时，对“依恋”的需要会激增。孩子在感到害怕的时候会格外贴近依恋对象，即便是成人，在特别感到压力的时刻，也会格外寻找父母的存在。人们会在感到危险的情况里，抓住身边最近的那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在一段充满了伤害的关系里，个体往往反而感受到更强烈的依恋——尤其是当这个个体没有其他依恋对象的时候，Ta会在危险中别无选择的抓住伤害Ta的人。
在这样的关系中，个体体会着激烈的情感、强烈的情绪起伏、以及一些充满戏剧感的场景（张力的积累、事件的爆发、冲突、愤怒的性、动人的和解等等）。假如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关系中，这种体验会改变ta对于“正常生活”的期待，也改变ta在关系中的情绪需要。
对于有些经历了创伤的个体来说，健康的生活在他们的体会中是“平淡乏味”，健康的伴侣无法满足他们激烈的情绪需要。而只有当创伤再次发生，再次感受到熟悉的痛苦，他们才会感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我小的时候流行过这样两句对话：-“爱的感觉是什么？”-“是痛。”-“为什么？”-“因为痛过才会记得。”与伤害自己的人建立过长期的依附关系，会使我们混淆爱与痛苦，误以为痛苦就是爱，爱就是痛苦。
强迫性重复的治疗思路
精神病学家Bessel多年研究对创伤的强迫性重复行为，他提出了针对强迫性重复的治疗思路与建议如下：
强迫性重复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会给个体提供一种暂时的掌控感甚至愉悦感，但最终它会带来持久的无助感与失控感，它还会让个体主观上感到“自己是有问题的”——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才会让这样的不幸一再发生在我身上。而对强迫性重复的治疗目标则是让个体重新获得对当下生活的控制力，停止重复创伤的行为、情绪以及身心反应。
1. 回到源头的创伤
Bessel认为，强迫性重复中有一种类似成瘾的特质——个体无法摆脱明知道对自己有害的人和事。而他指出，是潜意识对于最初痛苦感受的否认和回避，带来了无意识的行为上的重复——它们不会消失，当我们没有用语言的方式把它们向自己承认下来，它们就会从我们的行为中渗透出来。Cermak & Brown说，“没有一种痛苦像一个人所回避面对的痛苦那么具有毁灭性，没有一种受难会像自己不曾觉察的受难一样持续地那么久。”
Bessel说，要想摆脱这些具有成瘾特质的行为，关键是克服否认。那些经历过创伤的人需要了解，体会自己所经历的创伤，体会和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并不等于创伤重来。
当我们通过描述过去的创伤，把创伤定位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在彼时彼刻我遭遇了创伤，而现在并不是彼时彼刻），一个人就得以能够开始把此刻的压力和过去的创伤区分开来。比如说，当伴侣没有及时回复消息，一个人感到被抛弃的恐惧，随后感到非常愤怒。ta可能会想到，这种恐惧感并不来自此时此地，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而来。Ta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出于对当下的情境的考量做出行为反应，而不是对过去的某个人某件事在此刻做出反应。
这就是Bessel说的，通过对当时事件的描述和讨论，个体对此时的不由自主的重复行为产生了意识层面的控制。
然而，尽管描述／谈论当时的创伤事件，是强迫性重复相关的问题的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但贸然让个体回忆、谈论过去，却有可能激发二次创伤。因此，在揭开过去创伤的根源之前，个体需要获得对目前症状的一定程度的控制，比如自虐这一类行为能够有所缓和。
2. 人际间的依恋与安全感
Bessel提出，强迫性重复的病因和治疗，从根本上都是基于人们在人际间感受到的依恋的安全程度。
因为经历过不安全的依恋，所以变得过度敏感和紧张，容易采取撤退和攻击来过度应对人际间的一些信号。而当个体采用了自己在最初创伤事件中习得的行为方式来面对当下的处境，很多时候反而复刻出了当初的结果。
Bessel说，要想修通（work through）过去的创伤，个体必须已经和另外一个人／一些人建立起了安全紧密的联结（bonds）。一个依恋对象的存在，能够给人们提供必要的安全感，他们才会敢于去探索他们的生命经历，打破他们内心的自我隔绝或者社交隔绝。而正是这种隔绝把他们困在重复的模式里——在那个隔绝的状态中，他们无法接受更多新的经验去发展出新的更健康的人格，他们把自己困在了过去里。
因此，（至少）一个让个体感到安全的依恋对象的存在，对这些创伤后想要修复的人们至关重要。在建立起这样的依恋关系后，他们才能够逐渐地、尝试迈入到“完全”的生活中，用新的视角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尝试使用新的行为模式，从而带来新的关系。
当他们建立了一段安全的关系，有了这段关系作为安全感的底线，他们得以能够探索过去和现在到底发生了／发生着什么，他们得以能够认识源头的创伤——安全的关系是人们回到源头创伤的前提。
有一些人幸运地遇到了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完成了自然的治愈和成长。更多的人，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这一点从几十年前就得到了验证。
在1988年一个关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研究中，Judith Herman询问那些存在自我割伤行为而后极大康复的人，是什么最大程度帮助了他们克服过去创伤的影响？包括克服了他们的自伤行为。所有的个体都把他们的进步归因于“找到了一段安全的咨询关系”。
这段咨询关系提高了他们的安全感。他们在咨询关系中重新探索自己的经历，讨论和思考当时的“现实”是什么样的，究竟发生了什么，给自己留下了怎样的影响，也讨论自己对创伤事件的反应。所有的个体都反映，随着不断获得一种更加清晰的理解，他们成功地降低了各种强迫性重复的行为。（回复“黄页”给公号后台，提取全国心理援助资源信息）
Bessel提到的另外一种形式是自助小组。他认为，自助小组为这些创伤后的人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依恋，在小组中，人们感受到依恋。
Bessel认为，强迫性重复行为的核心是一种无助感，一种无力摆脱重复命运的无助感。而“宁静感（serenity）”则是这些个体需要培养的。宁静感既指一个人主观状态的稳定，又指个体周遭环境的平静。治疗中，这种感觉的培养是重要的任务之一。
Bessel提出，在自助组织中，人们可以通过信任的培养、相互的妥协、约定的达成、以及人际间的承诺去获得这样的宁静感。也就是说，在自助组织中，这些有着类似恐惧的人们，在小组的帮助下，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和他们平日里体会到的人际关系有所不同的关系 。
自助组织提供一种有支持性的网络，让这些创伤后的人们发现自己不是那么“不同“，从而，他们会竭尽努力去避免／克服对自己的无助的羞耻感，以及那种会带来社交隔绝的脆弱感。Bessel说，羞耻感和社交回避会让人产生焦虑型的依恋（回复【依恋类型】给公号查看相关文章）以及成瘾式的投入。
3. 对当前处境建立新的认识
同时自助小组还会教给这些人一种有意义的认知框架，帮助他们树立能够带来健康生活的认知。
无论是否采用自助小组的方式，存在强迫性重复行为的个体都需要对自己强调“我活在此时此刻”，他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新的认识：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们可以学习健康的保护自己的方式——通过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不再投入到那些他们明知道是有伤害性的关系和行为里。
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儿时的视角得出的结论，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期，继续发挥作用——例如，我在自己的命运面前是无力的——直到那些“结论”被以语言的方式描述了出来，被我们重新检查。
这些有强迫性重复的人需要树立起这样一种新的认识：作为儿童时，他们不需要为所有的混乱、暴力以及围绕着他们的绝望负责任，但作为成人，他们的命运中存在他们自己的选择以及由他们的选择带来的后果。他们需要意识到，自己已经有能力重新书写出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同时也不能逃避自己成年后遭遇的不幸中有自己的责任。
Bessel说，为了避免重复，一个人必须放弃那些让自己上瘾的行为、药品、以及人。
自助小组会和创伤后的个体强调，要去找到当下的更有回报、更健康、更成功以及更有力量的活动和经历，去替代“强迫性重复”，这种活动中也包括帮助那些与自己有类似创伤经历的受害者（KY主创们：不如去做志愿者啊宝宝们）。
寻找安全的依恋关系，叙述过去的创伤，承认自己的痛苦，建立新的认知，这些因素彼此纠缠、相辅相成。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反复陷入同样的负面境遇，反复遭遇类似的不幸，寻找专业的帮助会是你此刻最好的选择。以上。
References:
Anderson, B. A., Kuwabara, H., Wong, D. F.,Gean, E. G., Rahmim, A., Brašić, J. R., ... & Yantis, S. (2016). The roleof dopamine in value-based attentional orienting. CurrentBiology, 26(4), 550-555.
Carmen EH, Reiker PP, Mills T: Victims ofviolence and psychiatric illness. Am J Psychiatry 141:378-379, 1984
Finkelhor D, Brown A: The traumatic natureof child sexual abuse. Am J Orthopsychiatry 55:530-541, 1985
Janet P: The Mental State of Hystericals.Paris, Alcan, 1911
Mitchell D, Koleszar aS, Scopatz RA:Arousal and T-Maze choice behavior in mice: a convergent paradigm for neophobiaconstructs and optimal arousal theory. Learn Motiv 15:287-301, 1984
Nikolova, H., Lamberton, C., & Haws, K.L. (2015). Haunts or helps from the past: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recall oncurrent self-control.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Reiker PP, Carmen E(H): The victim topatient process: The disconfi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buse. Am JOrthopsychiatry 56:360-370. 1986
Simpson CA, Porter GL: Self-mutilation in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ull Menninger Clin 45:428- 438, 1981
van der Kolk BA. The compulsion to repeatthe trauma: re-enactment, revictimization, and masochism. Psychiatric Clinicsof North America 1989;12(2):389-411.
- END -
长按二维码来聊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