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每月拿着几千元的收入，然后租了一套公寓当中的一个单间，而这套公寓可能价值上百万，你是否会有一种挫败感——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

住房以及租金就是资本回报的一种表现形式。你工资的增幅（绝对数额，而非百分比），恐怕很难赶上房价的增幅。仅此一种财富分配上的差异，就足以拉开代际之间的收入。这样的难题，全世界皆是如此。

而年龄较长的中上阶层已经过上了优渥的生活。当他们开始工作时，高薪工作在等着他们。他们的问题是想干什么，而不是必须得和父母亲住多久才能获得足以让他们独自生活的工作。这一代人期望安稳的就业，早早结婚，买套房子，最好再买个避暑别墅，最后有合理的保障从容退休。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比父辈过得更好。

年长一代一路过来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期望实现了。他们从房子中获得的资本利得可能远远高于工作。他们几乎肯定认为这有些奇怪，但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投机市场给他们的礼物，还常常自矜于在正确的时候买了正确的东西。

如今，年轻人的期望正好相反，不管他们位于收入分配的哪个位置。他们一辈子都得为失去工作岗位担忧。平均而言，许多大学毕业生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找到工作，常常必须先干一到两份无薪的实习生工作。而他们自认为是幸运儿，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一些更倒霉的同龄人，其中一些成绩比他们更好，他们撑不了一两年没有工作收入的日子，也没有人脉在一开始就找到实习工作。

今天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越穷的学生负债越多。因此他们不会问自己喜欢什么工作，只想什么工作能让他们能够偿还学费贷款，这往往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偿清。类似地，买房子是一个遥远的梦。

爷爷辈最普遍的论据就是他们一代负担了更高的所得税税率。如果此条成立，那爷爷辈的确更辛苦更努力。不过那时最高的税率是1985~86年间的60%，这么高的税率当时也只有年收入超过35,000澳元才会负担。你可能会说这门槛很低，然而如果考虑通胀因素的话，85年的35,000澳元相当于现在的161,000澳元。

为了更好的理解到底每一代人终其职业生涯承受了多大的所得税负担，我们可以把每年的所得税总量换算成在当年的GDP中的比率

如今的比率已经略高于过去40年的平均值，可见爷爷辈当年还没有如今一辈的负担重。如果国家预算计划的内容变为现实，那么此比率将在未来三年内达到相当于1980s末期和1990s初期一样的顶峰。

同时，65岁以上的人群享受政府福利（特别是医疗保险）的年数也会比他们的上一代长很多。

爷爷辈当然会说照顾老一辈是年轻一辈应尽的义务。不过老年人从政府那享受到的利益价值总和（各种福利以及医疗等公共服务）往往大于他们交纳的税款总和。在两代人的利益之争中，政府往往也是扮演着“储钱罐”的角色，让年轻一辈零存后让退休的老一辈整取。

在过去10年中这样的两代人利益之争渐渐开始变本加厉。在2004年，平均每个老年家庭从政府“储钱罐”中得到的利益总和比他们交纳的税款总和多22,000澳元，到了2010年，这个“差值”增加到了32,000澳元——几乎多了三分之一，同时段内其他年龄段对税收的净贡献总和还减少了

这笔所谓“差值”的总额每年可以达到220亿澳元，几乎是澳洲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的一半。这三分之一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医疗价格的上升，政府的钱大把花在了医生、医院、药物和福利政策中规定的药品补贴，以及病理护理补贴上。

数据显示，如今任何年龄段人群的平均医疗费用价格在过去20年中都上涨了一倍，所以20年前政府每年花费在一个70岁老年人身上的医保费用只有约5,800澳元，如今已经涨倒了10,700澳元。总体而言，政府在每个老年人身上的净支出还在不断增长，因为老年人交的税越来越少了。

这样一个体系在矿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或许还能支撑，然而如今经济低迷，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这样的体系是绝对无法长久的。取出的太多，存入的很少，政府这只“储钱罐”毕竟不是多啦A梦的口袋。“家庭正获取越来越多的福利——而与此同时老年人获取的更多（Families are getting more – and seniors more again）”

这时候爷爷辈们又会指出他们那时没有现在家庭能够享受的各种政府福利——家庭福利金，幼儿补助等等。我们来总结下过去15年间的变化：2000年霍华德（Howard）政府时期，的确花费在家庭（至少一个孩子）福利上的预算要比花费在老年人群体上的多的多。不过在陆克/吉拉德（Rudd/Gillard）政府时期最杰出的政绩就是严格把控家庭福利的审批资格，让更少的钱流入更需要它们的家庭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