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ales-Santana于1962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 加勒比海岛国）出生。他已经去世的父亲是美国公民，但是母亲不是。在他出生的时候父母还没有结婚，但之后两人结婚了。当Morales-Santana长到13岁时，一家人一起搬回了美国。从那以后到现在，Morales-Santana在纽约已经合法居住了几十个年头了。但由于Morales-Santana在1995年犯下了抢劫、企图谋杀的罪行，联邦政府相关部门从2000年开始就试图把他遣返。但Morales-Santana不从，反抗说自己是美国公民。

Morales-Santana出生时的法律规定，如果身为美国公民的未婚父亲想要把自己的海外出生的孩子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在孩子出生前，父亲累计在美居住时间必须超过10年，其中必须有5年时间是在父亲14岁以后。Morales-Santana的父亲是在美国出生的公民，一直在美国居住直到他19岁生日还差20天！（也就是说，他父亲在14岁后，在Morales-Santana出生前，在美国的居住时间不满5年。）而同一项法律却对母亲是美国公民的情况却格外仁慈，仅要求未婚母亲在孩子出生前，在美居住时间超过1年。

早在2011年，最高法院就针对这一移民法是否违宪进行了判决，当时的结果是4-4的僵局。

2015年7月，在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裁定了Morales-Santana的案件，称移民法中对于母亲和父亲的不同限制给父亲强加了更严格的负担。这是性别歧视，不符合宪法。上诉法庭宣布Morales-Santana是美国公民。

但是司法部却没有善罢甘休，把这一案件一直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本周一最高法院宣布，移民法律中这一条，对于未婚的身为美国公民的父亲和母亲以性别为标准的区别对待，不符合美国宪法要求的每个人的“平等法律保护”（“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最高法院以8-0的票数达成一致。通常持自由派立场的大法官金斯伯格称这条法律中对父亲和母亲不平等对待“惊人地不合时宜”。

而要使得这条法律平等对待男性与女性，修改方法有两个：一是剥夺受优待一方的福利；二是扩大被区别对待一方的福利。一般来讲，法庭都会选择后者。在这一案件中，就是将父亲在美居住时间的限制也改为一年，（这就是在纽约的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庭判定Morales-Santana为美国公民的部分依据），但是最高法院偏偏没有这样做。

高院宣布，在国会修改这一法律以前，对未婚父亲和母亲在美居住时间的要求都改为5年。金斯伯格对此的解释是，移民法的这一条中对于未婚母亲的宽松要求，相比对已婚夫妻的惯常作法都是一个例外，所以高院决定美国公民在海外出生的孩子，想要获得公民身份，对他们父亲或母亲在美生活时间的要求都改为较长的5年。

🔼 大法官金斯伯格

大法官金斯伯格挥舞着“正义之剑”给法律中的“性别歧视”再来了一击。她在裁定中指出，这条对女性/未婚母亲的优裕厚待是父权时代的糟粕。一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的移民法都遵从着，在一段婚姻中丈夫为主而妻子为辅的原则。因此，当时一个男性公民和一个外国女性结婚时，女性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一个女性公民的外国配偶却不能自然而然地享有美国公民身份。相反地，她的美国公民身份还可能因为这段婚姻而改变。当孩子双方父母没有结婚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母亲是非婚生儿女的自然、单独的监护人。这一规定直到1940年才被更改，但却还存留着这一观念。

金斯伯格解释说，未婚的父亲，相比母亲，也应该承担起对非婚生儿女的监护责任。她说，移民法中对母亲的优待，显示了一个错误的假想——未婚父亲不关心自己的孩子，或者根本和孩子就是陌生人。虽然金斯伯格在法庭意见中写道，希望国会将来能够重新讨论这一法律，达成一条，不以性别为标准，歧视或者优待任何一方的法律。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至少在尊崇紧缩移民政策的川普时期，国会想要通过一条更加宽宏大量的规定还是不太可能的。

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意味着，一些美国公民的孩子将无法获得公民身份，并且将面临被遣返的危险。而对Morales-Santana来说，非常讽刺的是，他促成修改了移民法中带有性别歧视的条文，算是使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是最后高院的裁决却无助于他获得公民身份。Morales-Santana将被遣返到多米尼加，但他在1975年后就再也没在那里居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