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3年前开始，我老公就时常觉得颈椎酸痛，可是我们谁都没当回事，毕竟大家都是坐办公室的，谁还没个腰酸腿疼的毛病。直到他开始手脚发麻，我们才知道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了。

我们去了就近的医院拍MRI，拿到片子以后找门诊医生，医生看了半天说不好判断，又让我们去找F主任。

略去各种找医生情节，我们找到了F主任。他接过片子看了许久，有点迟疑的说：“你这是骨巨细胞瘤，属于脊椎肿瘤。而且你的位置非常不好，肿瘤已经侵蚀了颈椎的第二、三、四节，需要做全置换手术，手术风险非常大。”F主任急着出差，关照我们，“你先住进来，做各项检查，等我回来做手术。这手术难度非常大，只能我亲自做。”

我和老公都已经人到中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听到这个消息，瞬间觉得天塌下来了。

甚至连抱头痛哭的时间都没有，第二天我就向单位请了假，全心全意开始找资料、联系医院。问的问题只有三个：“确实是这个病吗？治疗的方法有哪些？治这个病最好的医生在哪里？”

首先找的是这方面的权威Z医院，脊椎肿瘤方面的三个专家看了我老公片子，都认同骨巨细胞瘤的判断，认为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因为我们问得直接，他们也直言不讳，这个手术需要把颈椎切开，去掉3节颈椎骨，换上钛合金的支撑，不仅手术难度高、风险大，术后病人活动还会受限制。

但是不手术，面临的就是瘫痪。

他们告诉我们，国内做脊椎置换手术最好的医生是上海某医院的X医生。于是我们又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挂上了他的专家门诊号，经过了一个下午的等待终于轮到了我们看诊，X医生扫了两眼片子说：“脊椎肿瘤，准备住院手术吧。”

因为事先已经研究了手术的情况，所以我们哆哆嗦嗦地问：“您觉得手术把握有多少？”

“风险肯定有，但我们已经做过很多了。”

我们又问：“术后会如何？钛合金在体内，终生会有啥影响？”

X医生不耐烦起来：“不做手术，你可能短时间就瘫痪丧命，你还能管手术后的感受？”

我们也知道作为全国最顶尖的骨科医生，他一定很忙，我们是他今天下午的第63个患者，即使他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一个患者5分钟，也要连续工作五个多小时才能轮到我们。

但是5分钟，对一个陷入绝境，从外地跑去上海看病的人来说就是残忍的三言两语。

走出门诊大楼，心里堵得慌。也许在医生看来，病人只是个数字，是成百上千台手术之一。但对我和家人来说，他是唯一的，我不能让他躺在这样的流水线上。我可以接受手术的风险，但决不接受疏忽或者轻慢带来的损失。

既然手术方法是美国人发明的，手术材料是美国人制造的，那我们就去美国动这个手术吧。

我们虽然出过国，但是没有去过美国，面对未知的旅程，我们都很忐忑。

首先，我们开始查询要去哪家医院看病。美国医院有详细的排行榜，每年更新一次，第三方发布，根据死亡率、治愈率、病人满意度、医疗事故发生概率等进行综合排名。

最后我们选择了美国西部的UCSF（加州大学旧金山分院医学中心）。

其次预约，美国的看病流程基本是：你有各种病痛先找家庭医生，他给你做基本判断；需要的话他帮你转去专科医生那里检查、治疗；不行的话再转给更对口或者技术更好的医生。

所以大型医院的所有专家都必须预约，一来避免了到医院却看错科室或者医生；二来，你上门时，你的医生已经研究过你的病例了，他可以和你讨论治疗方法了，免得浪费大家时间。

但是美国医院预约要提供详细的检查报告、病史、手术或药物纪录，最好还能和你前任主治医生交流，但是我们在国内的治疗记录根本不齐全，一切都只能我们自己收集、自己翻译、自己刻成光盘或制成电子文档发给美国那边。

这个流程看似简单，但是美国人一板一眼的作风让人抓狂。美国医院得知我老公在1999年做过手术，要求我们提供详细的手术报告和病理切片报告。

将近20年前的病历呀，里面都是手画符，去中国医院找原始纪录，简直和大海捞针一样。美国人还非常不理解，这是生命最重要的纪录了，为啥会找不到？

经此教训之后，我去医院做的每个报告，都扫描存在硬盘里，你来要吧，要啥有啥。

最后就是联络问题，美国的各大医院基本都有国际中心，专门接受国际病人。

首先你要找到国际中心的网页，按要求填写表格或者发email。最好有个美国朋友做联络人，因为时差，你基本不可能接听美国的电话，有个当地联络人，让你不至于错过诊所的询问。递交申请后，国际中心会指派专人为你服务。

终于，我们拿到了UCSF的预约单，医院为我们安排了初诊，主诊医生是神经外科医生DR.Chou。

其中有个小小插曲，我们在中国一直看的是骨科，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是骨科医生接诊。其实美国医院分科非常细，脊椎属于神经外科，同一个科室，颈椎硬膜内肿瘤和硬膜外肿瘤分管的医生都不一样。

预约单上不仅有地址、电话、注意事项，还有医生的详细简历，你还可以google医生发表过的论文，翻看这个医生是否有过医疗事故。

到了美国后，我们马上坐车来到了UCSF，这里基本看不出是一个医院，没有围墙，就是一片街区，附近三四条街范围内都是它的各种门诊楼、检查楼、教学中心、研究中心，还有各种免费班车穿梭于各个区域。

来到指定的门诊楼前，我们正在东张西望核对门牌时，一个手拿文件夹，穿衬衫挂领带，微胖的拉丁裔男人满面笑容迎上来问：“Are you from China?Mr.&MrsLin?”

这就是罗伯特——UCSF国际中心专门负责接待我们的职员，所有的预约、病历整理、检查联络都由他负责。整个治疗期间我们没有排过一次队，都是他事先联系的，每次看诊，他基本都会陪同。

来到神经外科，另一个华裔男子迎上来，他是国际中心指派的翻译。美国医院规定，对母语非英语的病人，看诊时都会提供专门的翻译，以防理解出错，耽误病情，这个服务是免费提供的。

看医生前，先填写各种问卷，出生年月日、国籍，还有病史、药物过敏史、用药纪录、甚至还有一个隐私保障条款。七八张问卷过后，又有助手来做各项检查，身高体重、体温血压、手部力量、膝跳反应等等。

做完这些以后，我们就等着医生来给我们看诊。在去美国以前，我们已经查了Dr.Chou的简历，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神经外科主诊医生，擅长复杂的脊椎外科手术，是脊椎微创手术方面的专家，曾经入选100位美国最佳医生，不过因为从小生活在美国所以并不会说中文。

不一会儿，DR.Chou带着微笑推门进来，他40多岁年纪，身材高大，穿着合体的西装，进来先和在场每个人握手，然后坐下开始聊病情。

他详细询问了发病经过、现在的身体各项反应后，对我们说：“我研究了中国拍的MRI片子，觉得你最大的可能是骨髓瘤，如果是骨髓瘤不需要手术，放疗就可以。”

一句话把我们打懵了，在中国跑了三四家医院，听了六七个专家的意见，从来没人和我们说过这种可能性。

随后，DR.Chou还详细的给我们讲解了骨髓瘤、骨巨细胞瘤、骨肉瘤等8个常见颈部肿瘤的基本情况，他说每一种的治疗方法、后续的防范和复发情况都不一样。

这堂医学课上得突如其来，我们在国内从来没有被告知过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想到美国医生除了看病还会给病人讲这些。讲完后，他看着大家说：“Any question?”

看我们没有问题，他又接着说：“目前最重要的是确定肿瘤类型，尽快做一个穿刺活检，有了答案，我们再来讨论下一步治疗。”

然后他问我老公：“现在感觉痛吗？需要我开止痛药给你吗？”

这句问话，当时让我们百感交集，在中国医院很少有医生主动问及病人感受，也许因为人多，也许因为医生忙不过来，也许因为中国人的忍耐力超群......

但是身为病人和家属，有医生在意你的感受，主动帮你减轻痛苦，这是莫大的尊重和安慰。

我们开始排期做穿刺活检，这时就显示出国际中心的巨大好处来，不需要挂号和排队，罗伯特全部约好后，通知我们时间、地点就行。

活检那天，依然是罗伯特和翻译陪同。

活检相当于一个小型手术，需要局部麻醉，有各种注意事项。美国非常重视病理报告，都由专门的病理科医生亲自来做，保证提取样本的可靠性。

我进不了手术室，只能在专门的家属休息区等候，有沙发、电视、杂志、咖啡，就是没有心情。

过了一个多小时，护士通知我，手术结束了，老公在恢复室了。我想象着他挂着盐水躺在病床的样子，结果走进一看，除了脖子这里增加了一块创可贴，其他什么都没有。问感觉如何，他说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们正说着话，负责手术的女医生带着三个助手来到病床前，她先对老公说：“刚才做的非常好（其实他就趴着，啥也没做），穿刺很顺利，我们也拿到了理想的样本，大概一周左右可以有结果。”

然后开始交待今晚洗澡不要碰到伤口，发烧要来医院等各种注意事项，最后她拿出名片递在我手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她联系。

焦急等待中，迎来了DR.Chou助手的电话。她通知我们，活检结果确认是骨髓瘤，不需要手术。所以要帮我们转诊，转到放射科接受放疗，转到血液科接受检查，查明病因，控制复发。罗伯特会帮我们约好，通知具体时间地点。

在各种等待中，我们也开始了解骨髓瘤的情况。它其实是一种血液的恶性肿瘤，浆细胞大量堆积，变异后形成肿瘤，有单发和多发的区别。它会侵蚀骨骼，在脊椎和肋骨常见，但它的病症不明显，基本化验都查不出来，误诊率高达70%。

最后，肿瘤放射科的DR.Alexander Gottschalk，为我们制定了使用调强放射做20次的疗程。

调强放射疗法是使用CT和MRI来创建肿瘤和周围组织的三维图像，根据这些图像，控制辐射束的方向、形状和强度，保证高剂量的辐射传递到肿瘤，同时将健康组织的潜在损害减到最低。

听多了放疗、化疗的恐怖经历，当然关心放疗的危害，我忍不住问他：“放疗会掉头发吗？会吃不下饭吗？”

DR.Gottschalk忍不住笑起来：“放心不会，顶多会有点喉咙干，表面皮肤有点发红，其他基本没影响。调强放射治疗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疗法。”

我又问：“那治疗效果呢？”

医生肯定地回答：“对骨髓瘤效果非常好，一个疗程是一个月时间，结束后再等一个月，我们再来做MRI，肿瘤基本就消失了。”

得到这样的答复，我们满心欢喜，压在心头几个月大石终于搬开。不用手术、不会痛苦、没有可怕的后遗症，还能想象比这个更好的结果吗？

放疗前的准备很复杂，老公躺在放疗台上，医院取各处定位数据，专门为他制作一个覆盖头、颈部到肩部的绿色硬塑料罩子。以后每次去，都要盖上这个罩子，确保放疗位置的准确性。

老公的放疗总共20次，每天一次，一周5天，周末休息。

第一次放疗，进去不到十五分钟就出来了，我大吃一惊，以为出啥意外了。医生说，已经做完了。其实每次真正照射的时间不过两三分钟，躺倒、戴罩子时间更多。

于是，我们每天和上下班似的往返住处和医院，熟悉了湾区的各种交通工具，看尽了沿途的各种风景。

20天里，经常有医生来见我们，问我老公：“感觉好吗？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吗？”老公的回答一概是“很好”。事实上，除了到第十次左右他觉得喉咙有点痒，脖子上一块皮肤黑了点以外，他都没啥特别的感觉。

一度我甚至怀疑，真的每天去躺几分钟，肿瘤就治好啦？

罗伯特帮我们预约了一个月后的MRI检查，到那时候，才是真正检验放疗效果的时候。

光阴如梭，一个月以后我们又一次回到了UCSF，又一次回到了DR.Chou的诊室。美国是主诊医生负责制，第一个接诊医生负全责，由他来判定治疗效果。

DR.Chou翻出两张MRI片子，一张是刚刚做的，一张是3个月前在国内做的，他指着相应的位置示意我们：“肿瘤明显萎缩，说明放疗效果非常好，这个过程还会持续，直到肿瘤细胞完全失去活性，形成一个痂似的存在。”

“肿瘤侵蚀颈椎骨头，所以颈椎的第二、三、四节有空洞，所幸人的骨骼有自愈功能，大概两年时间可以复原。在这期间，你需要服用钙片，减少冲撞类的运动，比如橄榄球、滑雪之类。”

“请问哪种钙片好？”

“钙片是很普遍的营养剂啦，只要注意你补充的量是每天800mg，里面一定要含维生素D，牌子无所谓，可以直接去药店买，质量差不多。”

“不过，之前我们谈过，骨髓瘤复发概率非常高，你必须定期接受检查。”DR.Chou说：“我帮你们找到了一个当地医生，你们可以去他那里检查，定期将报告email给我，如果有问题，随时来吧。”

然后我们看了他给我们写的医嘱，不仅给中国医生写了一封详细介绍病症和治疗情况的信，还列了一张表，通知我们每三个月、每半年、每两年、每五年要做的各项检查。信的最后，他留了邮箱和电话，表示：“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找我。我也会继续跟踪病人的情况。”

这样的服务，这样的关怀，终于明白和谐的医患关系从何而来。

让我们感动的不止这些，三个月来，我们和罗伯特已经像朋友一般。

每次去一个新的科室、见一个新的医生，他都陪同；所有的检查，他都事先联系预约；所有的费用，他都帮你汇总。到我们准备回国时，罗伯特拷贝好所有的检查报告、治疗记录、医生医嘱、用药报告供我们留档。

最最意外的是，罗伯特的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他是UCSF医疗中心国际部的雇员，这是医院为国际患者提供的额外服务。

整整两年过去了，我们回到了中国，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按照医嘱，按部就班地在医院做定期检查，目前一切都好，老公也完全正常。

美国看病的经历是我和老公人生中宝贵的经验。回想起来，常常觉得恍惚，曾经准备接受生死考验、曾经准备经历未来长久的苦痛，在美国之旅中，一点痛苦挣扎都没有就解决了。这是我当时每天祈祷都不敢去要求的结果。

当然，不是每个身患疑难病症的病人都适合去美国治疗，但是了解别人的治疗方法，学习别人跨科室的诊治过程，体会别人和谐医患关系的由来，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帮助的。

来源：海外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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