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一书，不仅对历史史实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和详赡的叙述，而且通过这些故事，说出了很多治国理政、做人、做事的经验。“观历朝兴衰，识人事臧否，可以自淑”，今晚一起去领略唐太宗的立身和治世之道。
【诵读】
康辉 （中央电视台 播音指导）
【书写】
王学岭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讲解】
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是与秦皇汉武齐名、有文韬武略的皇帝，更是个名垂青史、家喻户晓的政治家。那么他在治世用人方面有何独到之处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呢？
自我反省，听取谏言
我想有几点，第一点在修身齐家治天下，就他个人来说——克己。李世民是这么讲的，他说我十八岁之前还在民间，百姓的艰难我非常熟悉。我从小喜欢打仗，崇尚武威，不精学业。前贤往哲的治国经邦之道，我稀里糊涂，茫若涉海。所以为人要有学问，要念书。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最难得的是自知之明。
有这么一件事，李世民有一次发现了一匹做弓箭的材料，叫工匠给他打几张好弓，工匠说皇上，这个材料不行，不适合做弓箭，不适合做弓。李世民觉得很奇怪，是我会还是你会？我这一辈子跟弓箭打交道，这个材料很刚硬。这个工匠就跟他讲，皇上，这个做弓箭的材料，光硬不行，还需要用力比较均。因为弓箭发出去，你拉开弓，其中重要的力量是弓的弹力，你把它拉开了往回放，木头本身的一种弹力把弓箭弹出去。可是你看这个木头心不直，纹路是斜的，用上力以后不均，你瞄准目标，但是它射不中。
李世民一下子明白了，他说我用弓不知道有多少，都看走眼了，那我治国当皇帝还不知道多少事看走眼了，做了多少糊涂事。所以他设皇帝接待日，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到皇宫里去，给他咨询治国之道，询问他政教得失，自知之明。这反映了李世民平常是一直担忧自己在治国问题上犯错，他不是信心满满，他是怕犯错。所以他才能反省自己。
“克己”是体现唐太宗领导艺术的点睛之笔。所谓“克己”，即对自己的欲望、偏见保持克制的态度。唐太宗克己的表现之一就是能够经常自我反省，询问政教得失，同时，他还能够听取谏言，克制自己的欲望。
所以他跟大臣讲，我一有空就反省自己，总怕自己上不能让上天满意，下不能让老百姓满意。平常向我报告的人都还紧张害怕，说话颠三倒四，如果有发言进谏，那就更需要勇气了。所以即使他们说话不中听，不合我心思，我也绝不觉得他们冒犯我。如果你斥责他，发脾气，以后人家就不敢来说了。
总之，唐太宗时刻注意克制自己，采纳谏言，他问魏征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昏君？魏征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过去讲克己，现在叫情商，就是你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管理自己冲动的能力，面对挫折依然坚持不懈的能力，同时也是体会和处理他人情绪能力。所以我们讲有才而性缓才是大才，要想管理别人先得管住自己，唐太宗能管住自己。
广纳贤才，知人善任
唐太宗管住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他能够用人。唐太宗晚年曾经总结为什么成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有一段，他说我之所以能有今日的成功是因五件事。
哪五件事？其实都是关于用人的。第一，用比自己强的高人。第二，用拥有缺点的能人，取其长，弃其短。第三，用讲真话的人。第四，用人不要求全面，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第五，用人不讲出身，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我都对他们一样，不管是华夏的还是夷狄归来的。这五点其实都是谈用人的，不过他在用人上，最让我觉得值得给大家分享的，是他给儿子写的遗嘱《帝范》。
其中有一段叫《审官》，他这么讲的，明主用人，如巧匠之于木材一样的，直者做车辕，弯曲的做车轮，长的做栋梁，短的做栱角。无论曲直长短，各有各的用处，明主用人就该这样。
人才是不一样的，有的智，有的愚，有的勇，有的怯。智者有谋略，可能心思活络。愚者愿意卖力，可是他可能笨拙。勇者威武，但是可能莽撞。胆怯的人怕事，但是他谨慎。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皆能用之，搭配着用，“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
关于用人之道的探讨
资治通鉴里卷二十一，曾提到汉武帝的说法：“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就看你怎么驾驭他。
曹操说我能驾驭，你有问题不要紧，但你要有本事。司马光说德才兼备，他是更讲究德，不单完全讲究那个才。他说，才德兼备是圣人，才德兼无是愚人，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假如不能得到圣人、得不到君子，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小人他有本事，他干起坏事收不了，愚人没什么本事，干起坏事，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唐太宗比较理性，他认为人之才能和品行未必兼备，用其长，弃其短。其实我更赞成汉武帝这个驾驭和唐太宗的用长弃短结合起来，才是我们用人之道。怎么个驾驭？有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层面让他不敢缺德。法律要严明，然后制度要严格，要规范，使他没有机会，不能缺德。然后，我们还要构造一种文化和价值观的教化，使他不想去缺德。如果是制度是法，文化就是礼，礼法合之。
另外还有一个层面，个人的秉性、性格。我们在制度上不能、在文化上使他不想的情况下，再根据个人秉性把人才放到不同岗位上。马谡守街亭，他出了问题，不是马谡的德有问题，而是马谡不是这方面人才。他是个参谋人才。
在制度约束前提下，我们针对各个人的特点，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安排。我想这是对唐太宗用人的一点补充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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