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我出生到了人世间。首先，我想很多人会很好奇我爸啦的这段婚姻，会提出疑问“班禅怎么会娶妻生女？”生长在内地的人不明就里，不了解藏传佛教的习俗。藏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与注重自身解脱的小乘佛教不同的是，大乘佛教强调的是利他，利大众，清规戒律较少，所以在藏区，活佛通婚的事情极为普遍。但历代班禅中，确实只有爸啦结婚，从第一任班禅大师到我的爸啦，漫漫六百年，于我，能成为第十世班禅的女儿，我相信我的佛缘是很深厚的。

而我的阿妈啦，李洁，身为前国民党将领董其武心爱的外孙女，一位名门闺秀，一个汉人女子，能在爸啦解除监护后，认识他，嫁给他，也自是他们的奇缘。

爸啦过世时，我才五岁半。他生前是不可能向一个小孩子解释他为什么文革刚一结束，就萌动凡心的。我现在长大了，根据阿妈啦的回忆，和我个人的分析，我想正是爸啦在“文革”的遭遇为他日后的姻缘埋下了伏笔。

1961年，爸啦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他对当时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等运动产生了强烈质疑，敏感于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于是，在他回到西藏后，就开始运筹上书，想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给中央上呈一份书面材料。这就是日后所谓的“七万言书”。

“七万言书”列举了“七个认识”，言辞尖锐激烈。可想而知，“七万言书”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虽对其中言论提出不同意见，但也肯定了爸啦在材料中指出的部分问题。可是，一年多后，“七万言书”被打成“反动纲领”。爸啦受到严厉批判，继而，一切职务全被撤销，同时扣上了“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图谋叛国”三顶帽子。

周总理曾有心保护爸啦，先将他从拉萨接到北京，安排爸啦一家人住进已故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寓所。除了参加民委办的学习班和被安排到低压电器厂劳动改造，那段日子，相对于倍受冲击的老干部，爸啦过得比较平静。

可他还不知道，痛苦，还没真正开始。

1966年，“文革”刚一开始。爸啦就被中央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强行押走，造反派铁丝的勒痕深深嵌入爸啦的双肩。

1968年，爸啦被再次押走，这次他被彻底隔离监护。曾有资料转述过爸啦在监护中的生活细节，比如说他为了排解心中郁闷，曾故意和看守找事吵架，也曾砸坏过他住的小屋的窗子等等，对于这些细节，我无法证实。但试想，爸啦三岁就被迎往青海塔尔寺当活佛供养。他被关时，年仅28岁，血气方刚，哪受过这种侮辱？一个大活人，在长期无人与他交流，每天只能与冰冷的铁门、灰暗的单人牢房相伴，未来看到的只有遥遥无期的监禁，他怎会不烦闷、不愤懑？

关爸啦的小屋仅仅八九平米，屋内除了一床一桌一椅，设施极其简陋。屋子的窗户上设有一个漏斗状的小窗子，看守正是通过小窗监视里面的一举一动，而爸啦则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

但他知道，离他最近的就是当时的北京副市长万里。再过去就是彭德怀元帅、罗瑞卿将军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因为曾是“隔壁近邻”，所以，爸啦平反后，我们家与万老家走得最近。

为了不使光阴白白流逝，爸啦除了每天在屋内诵读佛经，就是学习汉文和马列著作。所以日后，原本只会说藏语的爸啦除了能说一口流利汉语外，还精通马列著作，并将一本藏文字典翻译成了汉语。

可这些仍无法排遣他内心的寂寞。爷爷、奶奶那时尽管健在，但都不属于能探视他的人员，而当他每每得知其他难友的妻儿探视时，就会因为自己无人嘘寒问暖尤其感伤。

是的，在藏区，如果父母一方是汉人或藏人，那么，他们生下的孩子就是“团结族”。这没什么，我爸啦一生光明磊落，我是他的女儿，这点性格也极像他。

十年牢狱生涯，令爸啦身心疲惫。解禁后他更加渴望拥有一份俗世的家庭幸福。

1978年，中央组织了一批像爸啦这样特殊的民主人士，让他们出游看看祖国山河变化。于是，一支考察团队就这样形成了，带队的副团长正是阿妈啦的外公董其武。爸啦在这支团队里年龄最小，与他能够亲近的反倒是我太姥爷身边的警卫员。在两个月的接触中，爸啦向这名年轻的警卫员袒露心迹：他想找对象结婚。警卫员是个热心肠，满口答应帮爸啦物色对象。

活动结束后，警卫员找到我的阿妈啦说，小洁啊，我们团队里有个叫班禅的，你能不能帮他介绍一个女军人啊。

没读过什么书的警卫员虽和爸啦相处一段日子，可他对班禅的历史掌故知之甚少。阿妈啦从小生长在太姥爷身边，常识典故耳濡目染。高中毕业后，她先在太姥爷的69军当医务兵，后又考入第四军医大学军医系。想来那时的她，虽未曾见过班禅一面，肯定也是久闻大名。对于一个19岁的少女，“十世班禅”无疑充满太多传奇。

加之阿妈啦生性活泼开朗，也是一个热心肠，得知此事后，马上热忱张罗开来。要为男方作介绍人，岂能不见他本人一面？于是，阿妈啦请警卫员代传口信，她要见他本人一面。

不知为什么，警卫员没把事情向爸啦讲清，爸啦这边以为是正式见面了，而阿妈啦也带上她的五姨一同赴约。这种场面，也难怪爸啦会产生美丽的“误会”，如今想来，也许全是命运使然。

我无从得知，爸啦第一次见到阿妈啦时的感受，但你可以看看阿妈啦少女时代的相片，她是那么美，一双眼睛顾盼神飞，极显聪慧。面对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爸啦即使真的“错认”了，他肯定也是愿意“错”下去的。

不可能有恋爱经验的爸啦，率性如他，一开头就向阿妈啦坦言，自己一无所有，什么都不可能给她。不光如此，因为自己没有彻底平反，如果两人真走到一起，她还要做好随时同被监护的心理准备。

这番话留给了阿妈啦极深的印象，她过去还不曾得知有谁会刚一认识，就如此坦白的。也许，正因此，两人的爱情真正萌芽。

对于他们的婚姻，阿妈啦的家人自是不看好，要从中反对。首先，男方大女方很多，虽然是尊贵的十世班禅，但毕竟头顶上的“三顶帽子”还没完全摘掉，尽管如此，1979年1月，阿妈啦还是嫁给了爸啦。此后，爸啦严守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戒律，从此不再作为出家人穿过袈裟，只穿华贵藏袍，即使参加重大的宗教活动，也毫不避讳自己已有妻室。

十世班禅大师夫妇与习仲勋及夫人

我出生一百天后，邓颖超妈妈和习仲勋伯伯来到我家。我的小名“团团”就是邓妈妈起的。邓妈妈抱起我，说这小女娃儿的脸蛋团团的，干脆就叫她“团团”吧，而其中另一层深意，也是希望汉藏民族间能团结和谐。

邓颖超、习仲勋夫妇、董其武与班禅一家

爸啦可真是疼我啊。如果他在家开会，要求绝对的安静，没有任何一个人敢随意走动，唯有我可以跑出跑进，一会儿跳到他的大腿上，一会儿搂着他的脖子腻着他。

十世班禅全家人和邓颖超在一起

也许正是因为聆听佛经长大，我也比较早慧。从小过目不忘，即使一岁多时所见，现在依稀还能说出几分，这常让阿妈啦吃惊不已。而早慧如我，又怎会忘却，1989年1月爸啦的离去。

以往为爸啦送行，往往只要送上机就可以了。可那次，爸啦十分恋恋不舍，一次次让人叫我进舱内，一次次叮咛我很多事情，比如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他的助手；一定要听阿妈啦的话等等；当时陪在爸啦身边的活佛们事后回忆说，我们母女离开他后，爸啦曾真诚地对他们说，这次他离开我们，内心非常难过。希望活佛们以后能像照顾他一样，好好照顾他的家人。

1989年1月28日，爸啦在日喀则圆寂了。他圆寂时，消息还是被封锁的。

我和阿妈啦被通知火速赶往日喀则，途中无人向我们提起爸啦的事情。等我们到达班禅历代行宫德虔颇章时，我就看到很多人在哭泣，有的人甚至哭昏过去了。

那年的那天，天空，日喀则湛蓝的天空，自此在我的心灵上仿佛塌了一角。

在我10岁那年，阿妈啦做了一个神奇的梦，她梦到了佛祖。佛祖在梦中指点她，要她送我远行，去往美国，在那里学习将是我最好的出路。她从梦中陡然惊醒，从那时她就蓄下这个想法。

也许，在你们眼里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事实就是如此。

1996年7月21日，小学毕业后，我去往美国纽约留学，暂居于妈妈的五姨家中。那时的我才13岁。

五姨毕竟去美国时间不长，一切处于创业阶段，生活也不尽如人意。我住在她家，条件自是不比在国内了。

她将我送往离家较近的128中学就读。呵呵，那可真是一所可怕的中学。学校里加我，一共4名亚裔学生，不会说英语，会说点广东话。其他学生多是黑人学生。在那里，我见识过布鲁克林区最差的生活环境，也第一次尝到背后被人突然袭击。那段时间，我形成了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回头的习惯。

我想也是那段生活，让我体内另一种性格被激发，那就是反抗。我是十世班禅的女儿，我绝不允许自己宁愿被欺侮而不敢还手。当然，这一切要瞒着阿妈啦。就算我再想她，受多大的苦，我也不想在电话里透露半个字。

在那所学校，我一共呆了五个月。五个月里，我和那帮黑人学生一样，拿起小刀，在放学后追逐打拼。他们在阿妈啦为我买的厚皮甲上留下一道道口子，也许由于有护身符护体，所幸没有伤及我的肉体。

三个月后，阿妈啦到美国看我。知女莫若母，她从一点一滴的细节中看出了端倪，特别是她每天站在窗口目送我上学时，发现我有回头的习惯，她知道我有事没对她说。

在逼问下，阿妈啦知道了我在纽约的这段真实生活。通过朋友的介绍，她在美国为我找到了一位监护人。这个人就是好莱坞的武打巨星：斯蒂芬·西格。

转到洛杉矶私立学校读书后，每到周末放假，斯蒂芬都会派车接我回他家住。他有6个孩子，自从做了我的监护人后，他就常说他一共有7个孩子。我是他最宠爱的一个。

我这位监护人可不像他在银幕上那样冷冰冰的一副硬汉形象。他本人是极其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私下极其温和，而且十分好客，家里就像一个自由市场，常常人来人往。

更为有趣的是，他很注重身材，不仅常常健身，每顿饭还像时髦女性般计算着卡路里。不能说他是我的第二个父亲，但他让我见到了美国人身上的勇敢和独立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在美国给予了我家庭般的温暖。即使在我去华盛顿读大学政治系后，他也经常去看我。

选读政治对我是非常必要的。你知道爸啦生前来往的友人都是政界人物。我从小就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们的消息。在这种环境熏陶下，从熟悉每一张面孔到关心他们做什么，久而久之，我对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

而且我是班禅的女儿，我曾发誓要继承他的遗志，终生致力于民族团结，加快藏区经济建设，架起中西方文化间的沟通桥梁。要做好这些，岂能不懂政治？

我在美国从没忘记过这一理想，始终刻苦学习。在图书馆里，我常常读书至深夜，甚至最后一个离开。还常常利用学习之余，尽力参加一些国际活动，比如在牛津召开的“藏学研讨会”，访问世界红十字会、世界女政治家大会，担任过学校学生会主席、洛杉矶国际学联主席，现任西藏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世界援救协会总顾问等，社会活动总是很丰富。

考大学那年我考上的是美利坚大学政治系，最终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

我不否认，我在美国拥有名牌跑车，大学四年，同学多是公主或王子，这其间昂贵的费用，都要感谢阿妈啦的操持。爸啦圆寂后，曾为我们留下了房产，加上她自己也有工资。曾有过一些崇敬我爸啦的教徒，提出帮助我们，都被阿妈啦婉拒了。她希望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让我尽量吃好、穿好。这不仅出于爱，她说过，我是十世班禅的女儿，过体面的生活，不仅是个人尊严的需要，也事关国家和藏民的尊严。

大学毕业前，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表示愿意接收我继续深造。就在我举棋不定时，去年五月，阿妈啦从中国打来电话，向我转达了有关方面的愿望，他们希望我能回国深造，并将安排我参加中华青联，以及到清华大学读博。所以，我现在就在清华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

在常人眼中，公主是没有烦忧的。但我有，我有我的烦忧。如果我不是班禅的女儿，不用身负重任，我也许会做做女儿家的梦想，比如当个服装设计师什么的。但，我不能有负众望。

在我18岁那年，国家安排我回到西藏，那是我第一次离开阿妈啦回到家乡。那里通讯并不发达，生活条件十分有限。可不知怎的，十世班禅女儿到来的消息却一传十十传百，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或是一个村落的老老少少跑来看望我。

而他们只想得到我的祝福，只想向我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45天的行程过去了，当我离去时，大昭寺广场云集了数万藏民为我送行。他们热泪盈眶，口中念叨“常回来看看，我们会想念你”  。

载我离去的车子越行越远，可那些藏民还伫立在那儿，向我招手。我不断回敬他们哈达时，胳膊酸痛得举不起来。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远比这酸痛的胳膊更为沉重。

我知道，爸啦在保佑我，可他的眼睛也一直在注视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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