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大奔斯基

来源 | 老斯基财经（ID：laosijicj）

公元1097年，62岁的苏轼被流放海南岛。在宋朝，海南被称为“蛮荒瘴炎之地”，既没有沙滩阳光，也不能跳二人转，反而很容易患上各种足以致命的热带病。

一句话概括：不能养老，只能送终。

出发前，苏轼给朋友王敏仲的信中写到，“某垂老投荒，无复生之望，贻与长子迈决，已处置后事矣。”

意思就是：我这把老骨头还要去海南，看来是不能活着回来了。

他登岛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当做棺，次便做墓”。

俄罗斯有句俗语，“讨厌他就流放他去西伯利亚。”在唐宋两朝，大家眼中的西伯利亚，就是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海南岛。

在古代，除了自然条件恶劣，蛮荒还有一个深层含义就是教育落后，是文化上的蛮荒之地。在隋、唐两代326年的历史中，海南没有出过一个举人或进士。

在苏轼流放之前，尽管北宋已经建国140年，海南的高考录取率依然为零。

除了那些被流放而来的名臣，海南既没有本土人才，也没法吸引外来人才，被称为蛮荒之地，恰如其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末年才得到改变，由于各种官办、私办学校逐步普及，并开始接收普通人家子弟入学，海南教育得到了发展。

据《海南岛古代简史》记载，从宋代到清代，海南共有举人767人，进士96人。

被知识改变命运的海南，逐渐有能力影响大陆。

1875年，一个名叫韩阿虎的后生仔，乘船前往美国，并改名为宋耀如。

五年后，他给自己取教名为查理·琼斯·宋，并成为“北卡罗来纳州的第一个遵从领圣餐洗礼的中国人”。

1886年，宋耀如乘船回到上海。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是一副中国人打扮，脑后留着一条辫子，身着短褂小袄，头戴布帽，脚蹬布鞋。

回到上海后，他很快结婚，并相继生下四个子女，分别是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

数十年后，宋氏家族被称为“民国第一家族”。

这是海南人影响力的巅峰。

1949年10月，宋美龄前往台湾，宋庆龄则留在大陆。宋氏家族成为历史名词，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境解放。

5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如果朝鲜战争提早半年爆发，海南今天会是什么模样，无法预测，也无法猜想。

历史，往往都是由一些小事所决定。 

2015年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开幕，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美国财长保尔森等人上台发言时，伴奏的是“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的欢快旋律。

这段旋律来自于《红色娘子军》的配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被列为二十世纪100部芭蕾经典之一的《红色娘子军》，取材于30年代的琼崖女子游击队战斗经历，有着浓郁的海南风格。

1964年9月26日，《红色娘子军》在北京首演。此后，成为了招待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的保留节目，也让很多人知道了海南岛。

然而，建国以后的数十年里，海南一直被定位为“南大门国防前哨”，长期秉持的建岛方针是“加强防卫、巩固海南”。

农业，是组织对于海南的唯一定位。

彼时的海南，拥有全国最大的橡胶生产基地，星罗棋布的是无数农场。

50，60年代，当西安、成都等地因为三线建设，迁入大量科研院校时，海南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祖国橡胶自给。

到1981年，海南改革开放前，全岛四分之一的面积是国营农场组成的农垦区，七分之一的人口是内地迁入的农垦移民，海南农垦已成为仅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农垦的第三大农垦系统。

就在海南寂寥惆怅的时候，台湾等地，却开始了经济腾飞。

海南，向海而生，却只能望洋兴叹。

这种坐困愁城的局面，一直到充满改革气息的1980年代才看到一丝改变的希望。

1984年初，一位老人提到，“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

“激动得夜不能寐”，这是当时的海南行政区主管领导雷宇听到这话后的反应。

1984年的海南，全岛财政收入仅仅2.856亿元，“就连开工资都不够，有的公社甚至付不起买宣传纸的钱。”

而这一年，台湾的GDP为603.84亿美元。

不过，海南岛还是要赶上去，“他们能做得到的，我们当然也应能做到”。

电影《活着》里面，饿了三天的王大夫在看到面前摆满馒头后，一口气吃了7个，结果噎着了。

急于摆脱饥饿状态的海南，一开始就走了代价不菲的弯路。

先是1984年的倒卖汽车风波，为了尽快完成原始积累，雷宇想到了汽车，“进口1.3万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

馒头吃得太狠，也太快。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两千多辆。到了8、9月份，进口汽车已经共计6.2万多辆。

最后，实际批准进口8.9万辆，到货7.9万辆。

1984年全年，全国汽车进口数量不过才15万辆不到。

疯狂的汽车进口年底即被叫停，雷宇被召到广州，不久，被转任广东一个农业县的副书记。

此后数十年，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在海南反复上演，如同一个总也走不出的怪圈。

数年后，同样的剧情出现在房地产业。

1992年，南巡讲话发表后，不到700万人口的海南，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在当年北京2000/平的时候，三亚出现了单价破万的楼王。

1992年，海南经济总量同比大幅增长了41.5%，其中房地产业增加值为20.57亿元，比1991年的2.48亿元足足翻了8倍有余。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93 年，一位华人规划师说出这样的豪情状语：“海南是未来世界的中心。”

不过，虚高房价的泡沫必然会有被戳破的一天。

正如王菲在歌中所唱，“一切总会有尽头，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投机潮水退去后，留下的是600多栋烂尾楼和数百亿坏账。“天涯、海角、烂尾楼”，成为海南的“三大景观”。

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回顾历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从错误中学到教训，从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台湾的经济腾飞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1949年后，有总数不下于60万的各行各业精英渡过了海峡。

包括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东吴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等在内相继在对岸复校，而这些高校培养的人才，为日后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

《联想和华为的1994年》一文中提到，对待人才的不同态度，决定了联想和华为的各自走向。

事实上，数以百万计的各类人才大量涌入，正是深圳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动力。

得人才者得天下，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地区乃至国家，莫不是如此。

然而，当年和深圳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海南，几十年来，却始终在等待各种政策红利，热衷于打造各种名词。

当一轮又一轮投机潮水退去时，最后付出代价的，只有海南经济。

1995年，海南经济增长率从全国第一变为倒数第一。此后，连续三年稳居全国倒数第一。

此时，当初制定的20年追赶计划，已经用掉了10年。

如果从1988年海南建省算起的话，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

孔子说三十而立，然而，曾被无数人寄予厚望的海南，到现在还没有摘掉“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帽子。 

1988年，全国的GDP是15331亿元，海南GDP占全国GDP总量的0.5%。2017年，当全国的GDP上升到82万亿元时，海南的GDP为4462亿元，仍然仅占全国GDP总量的0.5%。

1988年深圳特区的GDP是87亿元，与当年海南特区大体相当。2017年，深圳特区的GDP是22438亿元，三十年增长258倍，是现在海南GDP的5倍。

三十年来，海南前后更换了10任主管领导。主导产业也随之一变再变，从工业主导，工农贸旅并举，到旅游业与热带农业双轮驱动。

因环保督查的影响，海南是全国唯一一个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负增长的地区。2017年，汽车产量下降41%，太阳能电池下降38%，岛上已连续两年工业投资下降。

同样，提出打造国际旅游岛已将近十年，2017年旅游收入不过才811.99亿元，排名全国第16位。

与之相比，排名第一的广东省2017年旅游总收入已经达到11993亿元。

事实上，单纯发展旅游业不一定能撑起一个地区的经济和就业，反而容易导致发展更加失衡。

海南的出路在哪里？

《经济学人》曾经把海南比作中国的佛罗里达。不过，在我看来，到处都是阳光沙滩，到处都是冲浪少年的加州，更适合海南。

这里尽管位于北美大陆，在地理上却非常像一座岛屿，一样也是大部分区域不宜居，人口聚集于海岸线一带。

但仅仅依靠小部分人口聚集区，却能产生极强的发展潜力。

财富500强的127家美国上榜企业中，位于加州的有14家，占约11.0%。从Apple到谷歌母公司Alphabet，再到迪士尼，涵盖各行各业。

加州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为关键的两点就是：交通和人才。

尤其是当加州与美国内陆的运输系统逐渐完善后，人口长年以50%的增长率爆炸式增长。

二十世纪两次关键的发展节点——南加州的娱乐产业爆发，北加州的科技产业爆发，其本质归根结底都是一个“人”字——优越的居住条件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从而促进了娱乐业和科技业这种高度人才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今天的城市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才竞争，看谁更能吸引外来人才。

人才从哪里来呢？无非两个渠道：短期引进与长期培养，但无论哪种渠道的人才，他们都需要一个承载的载体，用来实现知识的传递与生产，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这个最有力的人才载体就是高校。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地区最重要的人才蓄水池，承载两个基本功能：吸引与稳定高端人才，同时培养未来的人才。

有了杰出的高校，自然也就有了杰出的人才。

近三年来，海南高考生源文理科前500名，报考海南大学人数不足6人，2017年，海南大学研究生推免计划465人中，报考本校仅有10多人。

源源不断人才外流大陆的同时，是几十万候鸟一样的东北老人前来海南定居。

相比之下，作为国内高校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西安每年光高校毕业生就超过30万人。

当西安喊出了2020年人口达1200万的口号时，海南，这个面积仅次于台湾，相当于32个香港的宝岛，全部加起来才900多万人口，还分居在10多个市县。

这样的人口规模和人才环境，又如何才能支撑起海南的雄心壮志？

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流放三年后，朝廷大赦罪臣，65岁的苏轼满怀喜悦离开了海南。

毫无疑问，海南并没有吸引苏轼留下的能力。

然而，苏轼来之前，海南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后，却培养了海南第一位进士符确。

此后数百年间，海南人才络绎不绝，根繁叶茂。其中，最为著名，被誉为大明王朝第一清官的，就是有“海青天”之称的海瑞。

俱往矣，逝者如斯夫。

今天的海南，如果继续沉迷于各种名词的打造，幻想各种政策的垂青，无疑将会再次陷入怪圈，反复上演曾经发生的一切。

这，才是海南的中年危机。

喜欢本文的亲们，请在页尾点评,点赞转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