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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于小龙

◎来源 | 华商韬略（hstl8888） 已获授权

我们普通人遇到点难事都会主动刷刷朋友圈，尤其是发红包，或者是借钱。在困难面前，是不是真正的朋友，往往高下立判。

其实国家也是一样。随着中美贸易谈判告一段落，但是，显然特朗普并不满意，觉得吃了亏——又被中国忽悠了，德国、日本、俄罗斯还跟着占便宜。

于是，中美双双开始呼唤“万能的朋友圈”。

5月31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将从6月1日起分别对欧盟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25%和10%的额外关税。同时，也正在积极考虑大幅提升美国进口汽车关税。

正当欧盟不知道如何回复之时，中国终于也开始发言了。

6月3日，中国就中美经贸磋商发表声明。先是称中美谈判取得了进展和共识，然后，笔锋一转就写到——

“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都应基于双方相向而行、不打贸易战这一前提。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面对美国对全世界的要挟，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站在了一起。能源合作、技术合作……统统可以谈。

东方的伟人曾经说过，政治的本质就是把朋友变得多多的，把敌人变得少少。西方的伟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围绕着新的世界体系的角逐，中美都在“秣兵立马”，狂拉朋友圈，为“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积极备战。下一步，中国能否一边抵制住美国的“讹诈”，一边实现继续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体系，要多靠朋友圈的帮忙。

寻找新支点，

贸易战“第二轮”备战开始？

阿基米德曾经说，给我一个支点，他能撬动整个地球。但是，他始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支点。

目前的中美贸易，其实也恰恰缺少一个支点。随着中国工业实力的增强和美国金融畸形发展，原先中国出口廉价商品，美国出口美元和粮食的格局已经被打破。

尽管大部分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中国出口廉价产品的刻板印象当中，但是，实际上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产品出口就已经超过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尤其是服装类商品的出口占比，已经从2007年的约14%，下降到2017年的不足6.9%。而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已接近60%。今年前4月，中国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1.27万亿元，增长9.9%；而服装出口仅有2749.2亿元，下降7.5%。

2008年时，作为中国服装、鞋帽等商品的出口重镇，东莞提出了“腾笼换鸟”的决策。当时东莞市劳动局的管立清，对笔者指着一家家因为“金融危机”而濒临倒闭的服装厂说，是他们该走的时候了。

一个打工妹一个月只能赚3000元，5年前还算是高工资，而现在，连自己都快养活不了了。老板们不赚钱，工人们也不赚钱。广东不少地区的公务员工资，据称十几年没涨过。再这样下去，东莞就只能……管立清欲言又止，露出了苦笑。

于是，2009年开始，东莞逐步有意剔除了一些效益不高的企业，转而引入了孚宝、京瓷等全球500强企业，以及中储粮粮油、广东核电集团等一批内资大项目，并和华为暗送秋波。

时至当下，整个东莞已经完成了从低端代工到高端制造业的升级。2017年，东莞的先进制造业规模已经占其工业增加值的50.3%。

东莞的经历恰恰是整个中国产业升级的缩影。尽管，中国在核心技术上，大量核心部件还依赖进口。但是，仅仅从贸易上看，中国在向美国出口工程装备、电子设备、机电建材、服装鞋帽等等几乎所有工业制成品。而美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名则是玉米和大豆等初级农产品，占到美国出口中国产品金额的10.77%，而其高端技术产品和企业则对华禁售。

中美贸易的天平其实早已失衡，已经打破了发达国家出口的都是高附加值工业制品的刻板印象和经济学的常识。中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必须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支点，回归对于中国的正确认识。

于是，特朗普要把中国赖以发展的大量核心科技“抽走”，要把中国的产业升级扼杀在摇篮里，让产业回流美国。而中国则不仅要把进口的核心技术留下，还要尽快实现掌握自己的核心科技。

谁是我们的朋友？这很关键

目前，整个中国都正在发生和东莞一样的变革。一线城市在向先进制造业转型，二线城市在继续完成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变，完成进行城镇化的收尾，而三线城市则再继续追赶工业化和城镇化。如果说西方用300年时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的话，那么，在中国则正在同时爆发着三次工业革命。

尽管中国目前问题多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13亿人口的巨大需求和变革已经被调动起来。这是一个相当于整个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总和还要多一倍的经济体。

中国既需要石油、铁矿、粮食和牛奶，也需要芯片、飞机、高端设备和技术。中国既需要全世界的低端劳动产品市场，同时也需要全世界的高端设备和技术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西方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中国这样的问题，就如同200年前的欧洲从来没有遇到过美国式的崛起一样。

在这个全球性的变革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相当关键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来自欧洲旧大陆，尤其是德国看的比较清楚。

5月24日，德国在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点高调访华。一方面是防止中美贸易战伤及自己，另一方面便是进一步加大与中国的合作——德国如果任凭中国失败，不仅将失去整个市场，而且将沦为美国的附庸。

这位64岁的来自前东德的“铁娘子”，几乎是欧盟那些“小鲜肉”里唯一经历过“欧洲二战重建”和“东德经济转型”的领导人。相较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新一代欧洲人和已经被金融利润和透支消费宠坏了的美国人，默克尔头脑中还残存着德国的光荣与奋斗历史。

“能有一个苹果和两个炸肉饼是小时候感觉很幸福的事了。”默克尔曾这样回忆自己贫苦的童年。

众所周知，德国在1945年，工业体系几乎被完全摧毁，发动战争所造成的巨额国际债务也导致货币体系彻底崩溃。尽管当时德国还拥有较高的人口素质和生产技术，但是，由于美国对战败国实施了技术限制，德国的大量高附加值的技术产品、例如车床、特种钢材和军火都处于禁止生产行列。

这迫使德国不得不把自己的桥梁拆掉，把会坏的建筑物砸开，来挑拣其中的钢铁，以出口美国，换回急需的其他工业原料。由于缺乏起重设备，为了赶进度，德国人不得不把几吨重的部件，通过人抗肩挑的方式，一步步的送往港口。我们常说中国工人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其实在创业初期，德国人一点也不比中国差。

据统计，1955年，西德男子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达50小时，而平均工资不到战前1938年的水平。

默克尔很清楚世界爆发战争之后的惨景，很清楚如果任凭美国一家独大，德国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如果说英国人可以依托发达的金融业来抱美国的大腿，法国人还有为数众多的前殖民地的市场和资源可以依托。而对于德国，只有保持平衡局面，通过辛勤的工作，再加之技术的研发和制造业的升级，才能保持自己的兴盛与强大。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俄罗斯。在经历过二战洗礼和苏东剧变之后的俄罗斯，比谁都清楚西方所谓的公平贸易意味着什么。一旦失去了中国的依托，美国随时可以将油价打压在40美元之下，随时可以从东西两个方向威胁、肢解庞大的俄罗斯。甚至，就连日本都可以对俄罗斯提出归还北方四岛的要求。

德国人，包括俄罗斯都很清楚，他们和美国不一样，除了高端装备和技术，除了石油，以及2亿多人口的市场，没有什么可以和中国交换的。如果，之前还有碍于美国的面子，顾忌美国的报复。但是，随着特朗普发布“群支付”通知，在美元国债摊牌和大幅提升进口关税的要挟下，他们只能指望和中国合作。

合作≠发红包，打铁还需自身硬

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通过撒“红包”的形式在朋友圈圈粉，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没少经历欧洲人拿了红包不干事的遭遇，吃一堑长一智，中国人渐渐明白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合作必须建立在双方对等的基础之上，只有你的产业实力能够威胁对方的利益，人家才愿意和你进行技术交换、利益捆绑。

当年中国引入轿车生产线时，就经历了欲合作而不得的尴尬。

1987年，中国汽车工业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尽管当时中国已经完成了重型车、轻型车、发动机的产业布局，但是限于技术陈旧、开发能力不足，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难以跟上经济的需求。这使得政府不得不每年拿出大量外汇购买进口轿车。

为此，中国引进了一条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的道奇488发动机的生产线。然而，当中国希望能够将车型、车身技术进行转让的时候，克莱斯勒公司却认为已经吃定中国并提出要求：要采用488发动机，必须同时采购道奇600整车生产线。而且，原本不足800万美元的车身生产线，被对方大幅抬升到近1760万美元的价格。

这无疑是赤裸裸的敲诈。同时，来自德国的谈判代表也传来了坏消息，大众董事会对中国进行现代化大批量汽车生产的设施条件缺乏信心，拒绝了为中国提供先进成套技术的要求。

委曲求全、接受来自西方的讹诈，还是重复原有的低水平产品，然后逐步实现自主开发？这两条路显然都不是理想的选择。时任一汽汽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的华福林回忆总结称，自己手里要是没有一点真东西，拿着钱上门，人家都不愿意理你。

于是，当时的一汽决定，说什么也要把这口气挣回来。在原有道奇600的进口车型的基础上，整个一汽研究部门开始了最原始的测绘仿制和工艺技术攻关。尽管难以做到自动化生产，在成本和精度上差强人意，但是，最终还是仿制出了基于道奇600的“小红旗”样车。

中国成功试制出“小红旗”车型，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德国奥迪副总裁特意来到长春，决定将奥迪100引进中国。消息一出，美国也坐不住了，原来的生产线不到100万美元就要卖给中国。要知道，当时的道奇600是美国即将淘汰的车型，而奥迪100和之后的奥迪200则是当时德国人刚刚研制出来没有几年的先进车型。

对于这段产业历史，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贾新光表示，利用有限的技术撬动市场的力量，来改变技术和产业不利格局。这是中国当时开展国际技术合作的策略。有人说，这是的中国汽车丧失了自己的市场，但是，不可否认这也大大提升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整体水平。

“我们的问题不在市场换技术，而在于怎么换。”中国的整个汽车产业缺少国家统筹，一盘散沙，没有像欧美那样形成一两个大企业，结果导致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到处跑马圈地，从北京到上海，从沈阳到重庆到处布局。地方政府急于引进外资，企业又急于牟利，分散的市场没有形成整体力量，没有形成与欧美企业共享核心技术的筹码。

“这次中美贸易战，默克尔高调访华，中国敞开国门与欧洲、俄罗斯进行国际合作，我最担心的就是再一次万万马奔腾，各自为战，搞洋跃进！”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陈清泉表示。

关于敞开国门与欧洲、俄罗斯进行国际合作，陈清泉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应该借鉴发展高铁的模式，集中国家力量，对外形成技术攻关的压力，在斗争中谋求合作，逼迫其不得不与中国进行核心技术交换。

国际间合作，最关键的是打铁还要自身硬。我们不要求什么都是中国自己独立造，我们既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必要。然而，不管什么行业，国内企业都需要攻克一定的难关，掌握足以与他国合作的部分核心技术与条件。

只有这样，才能谈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繁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