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长最喜欢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可是多大岁数算是起跑线呢？十岁？已经晚了。小学六、七岁？也晚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识字，就要学英语，就要上补习班。

在发达国家，人家是有立法的，幼儿园不准识字、不准教算数。为什么不准呢？是因为你的心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发育起来，不要给孩子压这么大的负担，而是要让他玩耍、让他自立。

人家更重视另外一些能力的培养。比如在日本幼儿园，小孩儿每天带着好几套衣服上幼儿园，随时训练孩子们脱衣穿衣，一个是为了不使孩子丧失自己皮肤和身体来调节温度的功能，二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自立。

我们中国的孩子，依赖性太强，唐诗能背几十首，英语单词认识几百个，可是自己不会系鞋带、穿衣服，这种依赖会对孩子的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

在不该认字的年龄认字、在不该算数的年龄算数，美其名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整个民族都输在起跑线上，在不该干这件事的年龄干这件事，极其荒诞。

有的幼儿园觉得的确不该在这个年龄段教小孩子识字算数，但是不教的后果就是会被家长骂。所以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复杂的，是共谋，是共同来“毁人不倦”。政府肯定要负责任，但是家长的责任也不小。

在我看来，我们一向鼓吹的“素质教育”，是个根本不能完成的目标，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文理不通的说法。

素质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基因给你的东西”，或者说是天赋，是先天的，而教育是后天的。

素质不是后天的教育所能教出来的。能说有一种教育叫“天赋教育”、“基因教育”吗？

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现在这种教育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任何愿望良好的能力训练，到最后都变成了应试工具。

素质教育提倡音、体、美，但只要不列入高考项目，根本不会有人重视；一旦列入高考，又一定会走向反面。

打个比方，如果体育列入高考，学生一定会问：“考什么？”——如果考游泳，那我绝对不练跑步；如果考拉单杠，那我绝对不练撑双杠......

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所有素质教育都会变形的，你考什么我就干什么，为了身体健康？以后再说吧！这就是素质教育这个说法的荒诞。

我们现在已经忘记了“及格”的原初意义。其实及格是一个大的达标，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及格。我们走到了这样一个误区——把及格污名化了。

在有些学习项目上，及格了家长就可以释然、可以放心，不需要太高，因为教育是一个长线的事情。

举个例子来说，我小学读书的时候，语文成绩总是很低，一个是生字不能记全，默写生字我永远有些字不会写，但是也及格了。现在论写文章，那些当年小学里语文永远一百分的同学，大概比我差远了。

我们为什么要要求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把一个学期学习的生字98%、99%都要记住呢？以后学新带旧，慢慢总会认识的，学习是个长过程，这个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情，及格了就可以。

基础教育阶段，把各学科的基本道理学到手，及格了就挺好的。大大地超过了及格，达到了99、100分那又怎么样？时间久了总会遗忘的，不要苛求也没有必要苛求。

大概东西掌握了，至于最后走哪个方向，在以后不断学习相关学科的过程中就会加固知识。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是违背教育的真谛的，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达到大大超过及格线的目标这是荒诞的。

我们特别爱评比，在两个层面上，一个评比学生，使学生内心受挫折，其实对学生有极大的摧残。除了学生评比之外，我们还有教师的评比，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样板——芬兰。

芬兰从来不对教师进行评比，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评比就要制定原则和标准，而定了标准以后一定就会败坏教师的心性，教师们就会总想着，“我怎样才会成为优秀”？这就麻烦了。

教师教的好坏自己良心明白，教师对于学生是一个全面的教育，绝对不是一个单项的标准对学生负责。教师应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负责任，教师这个职业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谁是良好谁是优秀。

如果一个孩子不贪玩儿，那麻烦真的比较大了。贪玩儿说明孩子对一个游戏有热情。

如果一个孩子对任何一个游戏都没有太大的兴趣，老师让干什么干什么，一点不贪玩儿，对其他事情没有格外的兴趣，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麻烦。

因为日后的发展是要靠你的兴趣来指引你朝这个方向发展。完全不贪玩儿人久了以后就没有兴趣。

我小时候是一个极端贪玩儿的人，虽然那时候空间比现在要大很多很多，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受压抑，现在的小孩儿简直就是苦不堪言。

我觉得日后有出息的人其实小时候都是比较贪玩儿的。贪玩儿是对某种东西热忱高涨，这是一件好事，如果都循规蹈矩那就完了。

什么叫兴趣？兴趣就是把精力不平摊，把你的精力侧重在某些方面，不需要理性的算计要把精力主要投入在哪，你的兴趣就给你做了最好的指导。

一般来说你的长项和你的兴趣是贴合的，我们的家长不要和老师同心同德祸害我们的孩子，不要助纣为虐。

德育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而我们当下的道德品质教育基本是一种伪道德教育。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最坏莫过于伪善，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在助长伪善。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在选官是首先要道德好，如果道德好就可以当官，那么愿意当官的人就会问：道德好怎么讲？如果这样的内容就是道德好，那我就这样做。

那这样还是一种发自本心的道德实践吗？不是，如果这样做就是道德好，就可以当官，那就成为了一种伪善。如果一个孩子做了一件好事，就得到了表扬或奖励，这其实就是在助长伪善。

我不相信道德是说教可以提升的。我对于夸奖有很大的警惕，夸奖一定是高位人夸奖低位人，在夸奖的过程中就会把自己抬高，夸奖是一种控制手段，是别有用心。

日本有一个叫远山正瑛的治沙圣手，八十多岁到中国来治理沙漠，功德无量。记者问他：我们听说日本人的孩子的环保意识那么好怎么来的？远山回答：“日本的孩子环保意识好，因为他们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

这句话值得深思，父亲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的行为，如果孩子看到父亲的一切行为，父亲不用说什么，孩子慢慢也会这样做的。

相反，如果父亲不做环保的行为，但是一直叫孩子去做，孩子会觉得父亲非常虚伪，就会叛逆。

我有一个外甥在美国出生，非常顽劣，但是看到街上有垃圾一定要捡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谁的说教发生了这样大的作用？

其实并不是，而是由整个社会成年人的行为影响的。人会被他人的行为感动，人不会被他人的说教感动。

再说“智”，“智”的本质应该是知识，而不是能力，知识不等于能力，知识要转化为能力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们在“德智体”上对“智”的理解是非常偏颇的，但是即使对“智”的理解很正确，也还有非常重要的情商，“智”不能包打天下。

最后再说“体”，我们高三基本就没有体育了，我们对“体”轻视到何种程度啊，其实“体”是太要紧的事了。

教育改变命运，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教育提高了你的能力，改变你的命运；一个是教育给了你学历，这个学历帮助你改变了命运。当然还有可能是二者结合起来。

我本人应该说是被教育改变命运的人，我之前是知青，十八岁去了农村呆了八年半，之后回到北京待业期间恢复高考，我就考进大学，一年半之后考了研究生，当时有学历的人是很少的，可以说这是改变了我的命运的。

可是，现在教育还能改变很多很多底层人的命运吗？恐怕很多人越来越不看好。在1977、1978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教育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可是到了当下，我们说阶级固化，其实这个事情不新鲜。一个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所有社会成员对这个制度都是陌生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博弈相对来说大家是比较公正的。

后来所有人都会看这个制度有没有一些小漏洞，有点小漏洞就要利用，那么谁更能利用？肯定是有钱有权的人更能利用。

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制度虽然没有变，但是在这个制度的博弈下底层人将吃亏，有权有势的人将占便宜。

比如高考判卷子还是公正的，但是他们利用家教、把孩子送到教育资源更好的学校，久了之后穷孩子想进入北大清华那就难乎其难，所以教育改变命运就变得越来越落空了。

不过，我对“教育改变命运”观点的批判远没有结束。比较一下中西文明，欧洲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而我们不是，我们的农民如果肯干、发财可以做地主，欧洲不行，你什么出身就是什么出身，改变不了。

我们的人好好读书可以做官，在欧洲做不到，是身份决定的一种等级制。

所以，在中国古代就是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你原先是白丁，中了举就可以做官，我们很多大官都是祖上没有人读过书的，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我们古代社会是这样的。西方古代社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自由度要高于西方，人们的机会多一点，这或许是我们比他进步的地方。

但是后来呢？教育改变命运在现代西方还在发生着吗？仍然不会。为什么不能发生呢？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枣弧形的社会，中间大两头小，很有钱、很有权的人是很少数的，很贫困、没着没落的人是很少数的，中间的中等收入的阶层是大多数。大多数人出身就是中等阶层，本人只要特别不着调、都不会沦落到底层，你不需要教育改变命运。

人们大多数就是在中间呆着呢，社会上只有职业差别，少有阶级分野，蓝领工人不会羡慕白领，进大学深造，全凭兴趣，而不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干嘛拼命读书改变命运呢？你跟德国人讲，他不会理解所谓“教育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教育改变命运曾经是一句好话，在古代中国和西方相比拥有更高的自由度，但是现在和古代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如果说一个社会还需要教育来改变命运，说明这个社会是一个制度落后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变成枣弧形、橄榄形的社会，而还处于金字塔形，这个社会结构就有问题。在这样的结构下如果还不能发生教育改变命运就更糟。

小升初就近入学与“学区房”背后隐藏着利益链。这不单是认识的误区，我们还要分析一下政策。

政府的行为，这个政策就是小升初就近入学，导致学区房的形成。一开始这个政策的目的还是一个挺良好的愿望，希望小学学习负担不要太重，取消考试入学，实行就近入学。

其实这么做的时候早就应该料到会形成学区房，富人就会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师资力量比较好的学校，底层人就永远进入教育资源比较差的学校。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有没有好一点的手段？一个现成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地区的学校办校水平比较接近，这个事情很容易。

首先硬件上比较平等，提升教学力量比较差的学校的硬件水平。软件就是师资力量，可以让师资在区内轮转。小升初就随便报名随便入学。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呢？因为不愿意把初中变成教育水平接近的。那为什么不愿意把初中变成教育水平接近的呢？

因为有些人刻意保留这样的差距，是因为他们从中可以获得好学校的红利，这是一个利益链。就近入学这件事凸显出中国教育管理者们没有改革的愿望，没有愿望还何谈方案呢？

我们谈教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今天我们在思考教育、讨论教育、理解教育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狭隘的看待教育。

我们所看到的教育不是教育原初那个博大的意义，其实教育不是一定要在学校和书本中实现，也不要迷信一定要在一个好学校中实现教育。

本文摘自2017年6月2日、郑也夫教授在南京先锋书店的教育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