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国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视察。在拥挤的大街上，斐迪南大公夫妇兴致勃勃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突然一阵骚乱，斐迪南大公夫妇被枪杀毙命。事后查明，凶手为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
蝴蝶效应：中日不同反应
萨拉热窝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然而这一枪及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7月28日，奥匈帝国出兵塞尔维亚，为斐迪南大公夫妇复仇，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序幕。
奥匈背后有德国，塞尔维亚背后是俄国。7月30日，俄国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并警告法国保持中立，不得选边。法国当即拒绝，德国立即向法国宣战，并迅速侵入中立国比利时。比利时是英国的安全屏障，德国入侵，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不得已卷入战争，对德，以及奥匈宣战。
这场混战与东方并没有关联，但日本自从甲午以来相继打败中俄两个大国，自以为跻身于世界强国俱乐部，格外热衷于国际事务。
日本与英国有同盟关系，英国参战后照会日本：假如战争波及远东，务请协助英国保护威海、香港。日本迅即表示一定会采取必要措施。
英德两国在远东都有巨大利益，英国不仅占有香港，而且租借了威海卫；德国租借胶州湾，也就是后来的青岛，其经济影响力遍及山东及华北。英德战争肯定会在中国打响，中国会怎样应对？
中国与交战各国都有关系，不坏，也不是铁杆，因而中国的选择是洁身自好，置之度外。8月3日，外交部发布一个通告，强调交战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租借地交战。紧接着，公布“局外中立条规”，切盼尚未加入战团的美国、日本两国能出面劝告交战各国不要将战火引向远东。
和平期待固然不错，但中国要想置身事外，绝对不是一句空洞声明。美国没有声明，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都没有燃烧到美洲。实力让美国令人敬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支持中国，赞同租界、租借地中立。
而日本则不然。日本拒绝中国限制战区的建议，迅即接受英国邀请，派遣军舰至青岛附近海面游弋，以期配合英军歼灭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选边就是选边，参战就是参战，外交与内政无论如何不能搅在一起。中国可以不参战，不选边；也可以参战，可以选边。但做这样的决断时，一定要以国家利益至上，政党、派系利益不应在外交事务中提及。让人大跌眼镜的是，8月9日，外交次长曹汝霖竟然面告日使小幡酉吉，假如日本政府能对流亡东京的“乱党”首领孙文等断然处置，予以驱逐，那么中国可以允许日军在青岛登陆。中国政府此类做法，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当日军后来侵入莱州时，外交总长陆宗舆依然利用日人急于寻求中国帮助的心情，要求日本放逐居留日本的革命党人，用国家主权换取对政治对手的迫害。这样包藏政治私心的对外交涉如何不被对手牵制？
日本参战，除了履行英日同盟责任，主要还是要扩大在中国的权益。日本政治家清晰看到西方的混乱不会很快结束，这正是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最好时机。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或解除武装，并要求德国在9月15日前将青岛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
日德交涉关涉中国权益，日本在提交最后通牒时，也曾向驻日公使提交副本，外相加藤高明面告中国公使：日本并没有占领中国土地的野心，中国既守中立，自无参战之理。如中国自生内乱不能自平时，日本将和英国一起帮助中国平息动荡，维持远东和平。日本的说辞，具有极大诱惑力，这也是中国后来致误的远因之一。
德国在接获日本最后通牒后曾与中国联系。过去十几年，德国在青岛、山东有巨大投资，这些投资的效益还没有充分显现。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德国希望将其在山东的权益交还中国。至于具体条款，德国希望战后再交涉。
青岛、山东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只是将青岛租借给德国九十九年，将山东优先开发权让渡给德国。中国此时如大胆接受德国请求，只是提前终止租借合同，即便与英日发生某种不愉快，但大致上还可以理解。然而中国政府鉴于英日软硬两手，特别是日本的诱惑，中国淡然拒绝了德国请求。中国的理由很简单：英日反对。不便言说的理由是：1、日本已承诺会将青岛交还中国；2、日本会接受中国请求，驱逐孙文那些“乱党”，甚至帮助中国平息内部动荡。
政府内部曾想到日本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将山东权益还给中国，曾与美国交涉，希望美国出面向德国接管山东权益，之后由美国还给中国。
美国没有急于选边，其立国原则为贸易自由。只要不损害贸易自由，美国对世界事务并不愿意多事，所以对于中国请求，美国不愿得罪日本，拒绝考虑，仅劝说日本应确保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信守诺言，尽早寻机将青岛还给中国。
对于美国的要求，日本再作郑重承诺：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只要德国无条件交出青岛，日本一定寻机还给中国。
假如日本这样做，中日关系一定会在过去二十年和平发展基础上提升一大步，中国一定会感谢日本的担当、大度：对英国够朋友，对中国够意思。
重演十年前“局外中立”故事
日本为了盟国不惜一战，这是履行承诺。但日本不是发兵欧洲，与英军并肩对阵德国。日本选择了一条便捷的路，帮助英国在远东发难，摧毁、夺取德国在中国的利益。
基于这样的考量，日本无法接受中德磋商，无法同意德国将青岛交给中国。道理很简单，青岛交给中国了，日本还怎样帮助盟友呢？
日本执意要用这种办法帮助英国，中国不希望这个结果，无奈与中国关系不错的美国不愿得罪日本；与中国关系也不错的英国也劝中国不必这样做。英国公使朱尔典劝告外交部参事顾维钧：接受这样的安排，不要去挣那些不切实际的虚名了。日本既然答应归还，就不必一定要从德国手里直接拿回了。即便德国现在将青岛交给中国，鉴于情势，又有哪个大国会承认呢？
中国没有铁杆盟友，更没有必须开战的敌人。中国曾想趁机与德国翻脸，与日本一起进攻德国在青岛的军事设施，无奈日本不同意。面对世界大事变，诺大的中国，竟然被排斥在事件之外，除了青岛是中国的，似乎没有中国什么事。
8月23日，最后通牒期限到了，德国并没有按照日本指令给予答复。日本随即按通牒宣布对德宣战，与英军一起进攻青岛。
在过去十几年，德国在青岛修筑了不少炮台。这些炮台基本上都是面对大海，防止敌人从海上袭击。
日本人对山东的地形地貌太熟悉了，甲午战争时，他们在山东作战，并在威海征服了最后的北洋海军。日本没有像德国设想的那样从海上进攻，而是绕到芝罘，从龙口登陆，由陆路向青岛推进。
对于日本的做法，中国应起来抗争，应乘机直接介入日本不愿让介入的战争，而且是对日战争，因为日本这一次是不宣而战，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日本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报备借道龙口。据顾维钧回忆，大总统袁世凯获悉日军行动，还是山东都督的报告。日本显然违反了国际公法，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抗争理由。
然而，袁世凯却不准备这样做。在总统府紧急召集的会议上，顾维钧被袁世凯点名首先发言，顾维钧认为，日军在龙口登陆的行动已公然违反了国际公法，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那么根据国际公法，交战国双方应该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确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顾维钧明白主张中国应动用武力，抵御日军侵略。
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参事伍朝枢在发言中认为顾维钧的看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不是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
袁世凯转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祺瑞说，如果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袁世凯直截了当问段祺瑞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四十八小时。袁世凯又问：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段祺瑞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
军队“不给力”，可能是袁世凯放弃武力抵抗的原因之一。袁世凯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支支吾吾不知所云，但可以肯定是外交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袁世凯环顾左右，期待各部总长说点提气的话，无奈各位沉默不语，静候总统指示。
袁世凯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中国应该怎样做，然而我们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责任呢？他认为，国际法是人制订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国际法呢？袁世凯拿出一张事前准备的小纸条作为发言依据，他提醒各位同僚，十年前发生在东北的日俄战争，中国没有力量阻止日军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一条走廊，日军可以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区之外中国仍保持中立。（《顾维钧回忆录》，121页。）
9月3日，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以山东龙口莱州及连接青岛附近各地为交战国行军区域。中国重演十年前故事，局外中立看着两个“友邦”在中国境内厮杀。
十年前“局外中立”让中国付出了不小代价，人民惨遭蹂躏，付出巨大牺牲。中国的收获，就是借着日本的手驱逐了赖在那儿的俄国人。历史还会重演吗？袁世凯想到这一层，究竟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结局？
“二十一条”提出
袁世凯划出一条供交战各国通过的走廊，表面上对各国平等，大家都可以使用。实际上，这个举措偏袒了日本，方便了日军进攻德国守军。这个政策一宣布，立即引起德国公使强烈抗议。
口头抗议无法阻止日英联合进攻，德国的抵抗本来就是象征性的。仅仅两天，驻守青岛的德军就投降了，日本人浩浩荡荡开进，迅速接管了德国整个租借地，包括青岛，以及青岛至济南的铁路。
日军的行动引起中方高度恐慌，也给中方出了一个难题。中方既然已默认日军对德军的进攻，并让出了一条通道，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遏制日军在山东的行动呢？中方自甲午战争以来原本就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心存疑虑，日本此时趁着欧战在中国大举用兵，不能不让中国人浮想联翩。
12月29日，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使日置益举行会谈，中方宣布取消中立战区，并让驻日公使陆宗舆正式通知日本外务省。日本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宣布，要求中方应与日方妥善协商后方能取消。英国公使也向中方施压，劝告中方应谨慎从事。
1915年1月7日，中国照会英日两国，宣布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恢复原状，要求在中立区的日军必须尽快撤走。日本接到要求后并不接受，日本认为，中方宣布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为未当，日军的行动不会受中方这个宣布的影响与约束。
中方对日本的预感是准确的，日本确实不是简单地帮助英国赶走德国。英日盟约只是日军行动的一个理由，日本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列强忙于欧战而无法东顾，实现其亚洲目标。
早在日军攻陷青岛后第三天（1914年11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议决对华交涉案，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二十一条”。为了让处于第一线的外交官充分理解政府的意图，日本在军事行动进行时，命驻华公使日置益返国，面授机宜，并与政界元老反复推演交涉可能遇到的问题。在经过充分准备并报经天皇裁定后，日置益携带这份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华交涉纲要”即“二十一条”悄然回到北京，寻找一个合适时间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
日置益以刚从东京返回为理由，请求外交部安排时间面见大总统袁世凯。经磋商，时间定在1915年1月18日。是日午后三时，袁世凯与日置益会面。寒暄后，日置益将精心准备的“二十一条”说帖面递袁世凯。日置益不忘追加一句：
日本政府对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进达亲善目的。此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实为两国之幸。（《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73页。）
“二十一条”后来一直被理解为日本“灭亡中国”计划书，由于日本刻意强调以秘密方式进行，更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要求的担忧。“二十一条”分为五项，第一项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有扩大。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1898年以来中国让渡给德国的，现在日本通过战争控制了山东，事实上已接收了德国的权益。日本要求中国确认，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这个要求，类似于经济学上所说“确权”。
“二十一条”第二项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内蒙古东部享有居住、经营工商业、筑路、开矿等一切权利，将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铁路租借期延长至九十九年。这一项显然超过了日本此次在山东对德国的军事行动，不管日本用什么理由，都让中方觉得别扭，觉得日本有乘人之危的意思。
第三项共两条，要求中方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的矿山不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这是一个具体的中日合资项目，同意与否，无关大局。
第四项一条，要求中方不得将沿海各港湾、岛屿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
在中方看来最严重的是第五项，共七条，日方要求中方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的警察、兵工厂必须中日合办。日本享有南昌至武汉、杭州、潮州间铁路修筑权。日本在福建拥有开矿、筑路、建海港、船厂等特权。第五项，被中方视为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正如一些外交官所说，假如中国如所要求的那样聘用日本人，那么中国何在，与亡国何异？
重建帝制的逻辑
日本在对德行动之初曾承诺将青岛寻机移交中国。假如日本此时兑现承诺，即便日本不向中国提出什么条件，中国也一定会心存感激，尽量让日本分享中国的市场、资源。
然而，日本在欧战爆发后太过膨胀了，迫切期望利用这个时机垄断亚洲。日本的行动，触犯了列强的利益，但中国最初又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及时将日本的要求向列强透漏。
日置益当面叮嘱袁世凯谨守秘密，且就袁世凯接受这些要求的好处作出一个口头暗示。这个暗示，击中了袁世凯的软肋。日置益先谈了中国革命党人与许多在野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政府“无法制止这些人在中国兴风作浪，除非中国政府确实能提出某种友好的证明”。日置益还说，大多数日本人对袁大总统的印象并不好，他们认为大总统是坚决反日的，中国更愿意与欧美国家亲近而与邻国日本为敌。“如果大总统现在接受这些条件，日本人民就会相信大总统对日本是友好的，而日本政府那时也将有可能向大总统提供援助。”
自从宋教仁被刺死亡以来，袁世凯确实受到革命党人的极大困扰，秩序失范，政治混乱，中央政府层面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政府与议会，国务院与总统府，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很难取得一致。中国没有在一战爆发后迅速介入，没有加入战团，不是中国不想，而是中国不能，政治的纷争让一切重大决策无限期后延。
日置益的说辞引起了袁世凯的思考。在这次谈话中，袁世凯沉默不语地坐着。在袁世凯看来，“二十一条”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个打击使他惊呆了。据说，袁世凯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夜我不能对你作任何答复。”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03页。）
送走了日置益，袁世凯迅即召集外交部总次长、总统府秘书长等会议，预定交涉步骤。在随后的日子里，中日两国外交官进行了二十多轮谈判。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也对日本施加了一定压力，美国不希望日本趁着欧战无限度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至于国内民众，也在这次交涉中被政府动员起来了，各地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第一次介入外交冲突。
面对中国政府的不妥协，面对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面对国际社会压力，日本一方面作些让步，放弃对中国最不利的“第五号要求”，另一方面不顾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于1915年5月7日悍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六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与口头威胁相配合，日本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在山东等地的日军开始增兵，日侨纷纷撤走。给人的感觉，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对于中日之间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与两国关系均非泛泛的英美两国高度关注。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应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是这个态度，劝说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条件，毕竟第五号已经删除。“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否则，中日冲突一旦发生，欧美诸国现在无暇无力东顾，吃大亏的还是中国。（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28页。）
英美的劝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决策。5月8日，袁世凯召集各部部长，以为英美等国无力帮助，而中国自身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只得接受“二十一条”第一至四号部分要求。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地抗议运动此伏彼起，为挽回民心，袁世凯下令将接受“二十一条”那一天作为“国耻纪念日”。
中国被迫接受日本的要挟，确实够耻辱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后，在中国转身，甚至改变国体后再次受制于日本呢？朱尔典的观点，是中国不够强大，因此中国应该以此为戒，埋头苦干，壮大自己，卧薪尝胆，十年复仇。
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就在中日交涉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年轻政治家杨度，1915年3月提出了一个全新思路。他在此时撰写的《君宪救国论》，深刻分析此次中日交涉历史背景，以为中国此次无力与日本对抗，主要的不是中国实力上不如人，而是中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陷入了民主主义、共和政治的误区。
按照杨度的分析，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个让人尊敬的强大国家。而立宪，就是国家实现富强的基本手段。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越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治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
在杨度看来，立宪、法制，而不是共和，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制度基础。要想实现立宪，君主，而不是民主，才是关键。一个不可争夺的大位，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权威主义者，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而不是名义的、名词的进步。杨度的名言是：
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君宪救国论》，《杨度集》，573页。）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完成后，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通过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报给了袁世凯。假如这篇文章当即公开发表一定会引起极大争议，那么袁世凯或许会有所犹豫。而由于是“内参”，袁世凯阅读后大加赞扬，以为杨度的方案“灼见时弊”（陶菊隐：《政海轶闻·君宪救国论》）。
国家改制无疑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袁世凯欣赏杨度的说法，但并没有听风就是雨，轻率采纳杨度的建议。袁世凯一方面听任各方面自由研讨，另一方面郑重其事委托美日宪法专家古德诺、有贺长雄进行研究。
就其理论而言，民国成立以来在政治上的困境，当然与国体变更密切相关，但是中国既然踏上了共和的路，是否必须废除共和，重建君宪？以后世眼光看当然不必，但在袁世凯等人看来，要想克服日本带来的危机，舍此别无办法。
基于这样的想法，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步伐被各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但当进入实施阶段，梁启超、蔡锷等人登高一呼，洪宪王朝未及开国而垮台。紧接着，“新青年”登场，新文化开锣，至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中国政治再转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
萨拉热窝的枪声，让中国历史方向巨变，深刻影响了后世，直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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