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事故，要从遥远的1936年讲起。那时候，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来到了二战时的中国。5个月后，一部《红星照耀中国》纪实通讯集诞生，许多国际反法西斯人士备受书中场景的感动和鼓舞，远赴重洋来到中国，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就是家喻户晓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

然而现在只要提到了白求恩，就会有人说：“加拿大就剩一个好人了，那就是已故的白求恩！”、“现在知道拿白求恩当救兵了！”可加拿大和中国的前情往事，又何止是白求恩医生一个人的故事？

要是按时间轴来算的话，加拿大对中国的帮助从抗日战争时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可以称的上是“旷日持久”，久到你可能不敢相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加拿大开始对中国进行援助，可谓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高光时刻。这种时期的援助，说白了就是给钱给武器，支持中国打仗。3年之后, 两国在渥太华达成协定，内容包括 ：加拿大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军需品，中国政府同意继续协助加拿大的防卫等。随后,，加拿大互助管理委给与中国一笔援助贷款 ，总额5200万加元。

很奇怪的是，当时英美两国坚决反对加拿大对中国的援助。但他们的阻挠对加拿大完全没用，因为当时加拿大外交部认为，美国援华物资都将由在中国的美国将军控制, 而加拿大提供的援华物资, “是中国政府能够完全自己掌握的军火”。政府自己能掌控的军火，很明显对于中国真正独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时加拿大为了援华有多努力呢？我们可以从时任中国驻加大使的刘师舜描述中，略知一二 ：“挺布伦枪为加拿大最大量供给我国政府的军器之一 。据当时统计 ，该国每星期可出枪2000支, 其中至少 1/3 系我国之用。”据统计，从1944年起，加拿大一共向中国提供了4万挺布伦式轻机枪。通过对华提供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加拿大获得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好感。不过，这些都还只是1949年之前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1949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与西方各个国家关系都不好。但就是这段关系不好的时光中，加拿大还在援助中国。

1958年后，中国与加拿大贸易逐年增加。当年中加贸易额为1041万美元，比1957年增长了一倍，还连续从加拿大进口10船小麦及部分五金制品。而后自1961年至1963年，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小麦300万至500万吨，大麦60万至100万吨。截至1970中加建交，中国一共从加拿大购入了1800 万吨小麦和 130 万吨大麦，占到了中国全部外购粮的约1/ 3。请注意这个年代，因为这段时间恰恰也是中国人最缺粮食的时候。

在中加两国建交之后，援助互助项目就变得更多了。

从1988年起，加拿大开始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助与合作。截至1991年，向西北民族地区的57个建设项目提供了近114万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主要是支持民族地区的小型发展项目，提高人的素质、技能为主，尤其重视妇女培训及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与社会地位。很难想象，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会有人考虑到少数族裔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

1989年，加拿大政府无偿援助瘦肉型猪生产项目开始实施，共设河北省、四川省和浙江省三个项目点，总投资2000万加元。

1992年，加拿大无偿援助211万加元用于中国黑龙江地区农业发展。其中，加拿大提供培训老师、设备、技术，中国给出配套场地和建设费用，提升“养牛”的水平。

可以看到，从战时5200万的第一笔援助款，到武器物资、小麦，再到建交之后，加拿大对中国各方面都予以了很大的援助。而根据中国商务部国际司的数据显示，自从中加两国1983年签署了发展合作总协定以来，加拿大向中国提供了价值总额7.8亿加元的无偿援助。更夸张的是，这些无偿援助一直持续到并不遥远的2014年才结束。

注意，以上这些都是无偿援助，也就是说加拿大是不图回报的给予帮助。除了无偿援助之外，加拿大从1980年开始，也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直接投资。截至到2003年4月底，加拿大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已达6253个，合同投资108.08亿美元。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包括航天、遥感、通信、气象、海洋等各个行业。

按照网上流传的某种说法，白求恩当年每天手术的平均数量是40个以上，手术应该达到25000例，救了至少有5000名重症伤员，这是可估计的数字。而在此之后，加拿大不管是从粮食，还是技术等各方面的援助，能帮多少中国人？可能这个数字算不出来。

实际上，加拿大的援助行为并不是仅针对中国的，而是针对世界上各个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加拿大的国际援助政策也是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促进全球两性平等、妇女和儿童的发展、人道主义、和平等问题。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2017年，加拿大的主要外援项目多集中在南半球的非洲和南美洲地区。援助总支出从2016年的54亿加元增加到2017年的56亿加元，增幅3.7%。非洲国家在加拿大国际援助中所占的区域份额最大，为43.8%，其次是亚洲，为38.7%，美洲是14.2%、欧洲是2.8%，最后是大洋洲、0.5%。

而2017年接受加拿大国际援助最多的前三个国家分别是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阿富汗接受了2.33亿加元的援助，埃塞俄比亚接受了1.93亿加元、约旦接受了1.57亿加元的援助、海地接受了1.27亿加元的援助，马里接受了1.26亿加元。

目前，加拿大在“全球最慷慨的捐助国”中也只排到了第16位，虽然这个排名在国际上也算名列前茅，但是与加拿大本国的目标相差甚远。他们都具体帮过哪些国家呢，举个例子，比如帮巴基斯坦建造水电站：

沃尔瑟格水电站始建于1954年，加拿大为这个工程提供了3500万加元的援助。但这还不算完，电站运行30年之后，很多设备老化了，需要更新。本着好人做到底的原则，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又拿出来2700万加元用于这个电站的维护和改造。

除了大家印象中的“扶贫”之外，加拿大也热心于帮别的国家解除危险。比如这种情况：

为前苏联核反应堆的安全援助300万美元

甚至在2015年，加拿大表示将提供26亿5千万加元，约合19亿欧元，用于发展中国家对抗气候变暖。该国环境部长麦肯纳在那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一措施使得加拿大对气候议题的投入比此前提出的投入增加了整整一倍。而这笔资金将用于鼓励最贫穷国家发展更具持久和韧性的低碳经济。

对于加拿大而言，对外援助的标准似乎很简单。如果是发展落后，就可以得到无偿的帮助，发生意外事件，同样也可以得到帮助，并不会因为政治之类的其他因素受到影响。

总理特鲁多曾经将加拿大描述为：“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后民族主义国家，没有核心身份，也没有什么主流认同”。实际上，加拿大早已在后民族主义这条路上走了很远了，政府的所有目的都在于满足发展经济、社会和法治的需求。

这从加拿大与美国的“分歧”之中也能看出来，这种分歧甚至可以追溯到两国建国时期。简单说就是美国人更加崇尚个人奋斗，在开疆扩土上也是大刀阔斧；加拿大建国很晚，倾向接受英国的价值观，更崇尚宽容、包容和非暴力。所以在废奴、移民、多元化等社会问题上，加拿大总是美国更先进。

 多元化社会中法治尤为重要

关于加拿大这种后民族主义国家，荷兰蒂尔堡大学的法律哲学教授汉斯林达尔曾在著作中这样写道：“固有的民族、国家的边界正在丧失其对人类行为的某些控制，这意味着，无论是国家秩序还是后国家秩序，都必须以法律统一性的形式呈现。后民族主义国家并没有标志着法律边界的终结，相反，它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处理法律问题。”

所以对于一个崇尚以法治，整体没有激烈倾向的国家而言，显然只是按规矩办事。为了卷入所谓的其他国家之争，就违反本国法律，陷其他民族大义于不义的行为，真的不至于，也没那个必要。农夫与蛇的故事，还是要引以为鉴。

大众集团，旗下拥有奥迪、保时捷两款世界知名品牌，长期高居世界500强前10名，是世界上前二的汽车集团。毫无疑问，是德国商界的标杆公司，是工业明珠。但是，从2015年起，大众集团就麻烦不断。

2015年9月18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指控大众汽车所售部分柴油车安装了专门应对尾气排放检测的软件，可以识别汽车是否处于被检测状态，继而在车检时秘密启动，从而使汽车能够在车检时以“高环保标准”过关，而在平时行驶时却大量排放污染物，最大可达美国法定标准的40倍。

内幕被揭开之后，不断发酵，更多真相被披露出来。

终于，1年以后的2016年10月，大众与美国联邦政府、加州监管部门、部分柴油车车主达成民事和解协议，同意花费147亿美元以了结诉讼。2017年1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大众对遭到的三项刑事指控认罪，支付43亿美元刑事与民事罚款。这两项金额，加上对于消费者的赔偿、车辆回购，接近300亿美元，远远超过它在2016/2017年两年的税后净利润之和。大众元气大伤。

光是罚款还没完，有人进了监狱，要把牢底坐穿了。

大众前高管Oliver Schmidt被指控诱导和欺骗美国政府、违反联邦《清洁空气法案》、销毁犯罪证据，最终被判处7年监禁。63岁的华裔工程师，James Robert Liang，因为直接参与作弊软件的开发，被处以长达40个月的刑期、2年监外看管。

对引咎辞职、提前退休的大众CEO文德恩，美国检方也不依不饶，起诉他知情不报、混淆事实。双方还处于和美国检方拉锯式的法律控辩阶段。该罪名一旦落实，最高刑期为25年。

由于德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另外5名高管被美国发出国际逮捕令，终生不敢进入美国境内了。

那在这种重罚之下，德国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民族企业、工业明珠，有没有像在二战时期那样群情激奋、同仇敌忾，发起抵制美货，抗争到底的行动呢？

毕竟，美国人的汽车产业，在国际上已经被德国、日本的企业集团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底特律汽车城一片衰败。在逻辑链条上推理，这很有可能是美国人单方面的政治手段和无耻伎俩，阴谋论很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德国人没有那么做。并且，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企业进一步“落井下石”了。

2018年6月13日，德国的布伦瑞克检方，就排放门一事，再对大众处以10亿欧元的罚款。慕尼黑检察官办公室，逮捕了大众旗下奥迪品牌的CEO施泰德。

按照我国媒体的立场和思路，德国的检方，完全没有大局观念和爱国立场，在大众集团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落井下石，亲者痛，仇者快，堪称德奸。

然而，德国上下很平静。他们认的只是规则、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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