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面的话
和穆斯林人口可观的美国不一样，欧盟中许多有影响力的集团普遍认为，欧盟超过一千五百万的穆斯林人口，构成了严重的文化和政治威胁，而这说明的问题之一，是多元文化社会不起作用。有时，这一观点得到明确的陈述；但它更经常表现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攻击，一般认为，穆斯林应该为多元文化主义负责，而后者（多元文化注意），则是用来指涉穆斯林的代名词。这一见解跨越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野，并为——尽管程度和理由有所不同——右翼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共享。在本次讲座中我将批判地考察这一观点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我特别关注的是，在这些年里，穆斯林的认同是怎样演化的，以及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少数族裔之权利、文化多样性和与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相对的公民民族主义的拥护者，会感到为之所威胁。
2. 穆斯林认同的出现
尽管穆斯林移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开始来到欧洲填充其饥渴的工业，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们才在文化上变得可见，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他们在政治上都还是不可见的。他们大多数一个人来，意图在几年内攒一笔钱然后回家，为生活提供一个更好的起点。他们不熟悉他们移居的国家的语言，也不习惯城市环境，怀有很深的自卑感——特别是那些来自前殖民地的穆斯林。他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一般来说也只在自己人中间生活，不把他们自己看作移民，也不担心（如何）维持他们基于故土的认同。因为面临种族歧视，所以，他们和其他类似处境的群体联合起来与之斗争，并获得了一种额外的、外部强加的，以及在一些情况下自愿接受的，“黑人”的种族认同。
在穆斯林放弃回家的计划甚至是希望的时候，他们便结婚并开始供养家庭。（于是）他们（就开始）为如何养育他们的子女，确保世代的延续，传播他们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对抗更广泛的社会的同化的压力而操心。这增加了他们对迄今为止一直冷漠待之的社会的文化、制度和实践的兴趣，他们开始形成关于它们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的见解。大体上说，他们是从宗教-民族方面来界定他们的认同的。他们是巴基斯坦的、印度的、阿尔及利亚的或摩洛哥的穆斯林，不纯然（simpliciter）是穆斯林，相反，他们扎根于自己故土的文化。我们不能把他们如今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简单地定义为基督教的社会；因为，尽管是基督教的，但宗教在其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把它看作基本世俗的社会，对他们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在一个世俗的环境中维持他们的宗教-民族认同。
于是穆斯林移民沿着宗教-民族的思路建立福利性的和文化性的社团。他们建造清真寺——清真寺的数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急剧增长——并开始要求公立学校给他们的子女提供适当的条件，包括清真的肉，礼拜的便利，使女孩免于运动、游泳和其他要求她们穿着短装的活动，以及给孩子们教授他们的历史和文化。除非他们给它们的子女树立合适的榜样，并提供适宜的家庭环境，否则他们也不能预期他们的子女会获得并珍重他们的认同。相应地，穆斯林移民重新组织他们的个人生活并开始为敦促工作场所、医院等地方给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女性提供适当的条件而施加压力。
马格南图片社摄影师Abbas2004年摄影作品，巴黎街头身披希甲布面纱的穆斯林妇女要求政府给予受教育权
由于欧洲国家传统上自视为基于一种同质性的民族文化的民族-国家，也因为它们的更早的移民不曾有过这样的要求，学校、工作场所和其他公共机构经常抵抗穆斯林的要求。这导致张力、法院案件、公共的辩论和抗议的出现。结果，如今，穆斯林成了一个无可置疑的文化存在和公众焦虑的来源。在欧洲发生的更加痛苦的讨论，是关于如何在文化上融合穆斯林。不同的欧洲国家搞出了不同的模式，法国选择同化，英国选择融合，荷兰选择多元文化主义，其他国家则选择这三种解决方案的一种或多种。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开始，情况在政治方面发生了变化。尽管对文化要求的追求和遭遇的抵抗已经开始使第一代穆斯林移民政治化并急造了一些政治组织，但第二代移民（现在才刚刚成年）现在才开始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在欧洲社会中成长的年轻穆斯林，并不共享他们的父母的心障和自惭形秽，他们清楚地知道如何在（现存的）政治体系找到出路。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仅从宗教的角度来定义自身，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认为自己是巴基斯坦或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而仅仅把自己定义为穆斯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有几个原因。因为他们与他们母国接触有限，它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意义，至多只是他们的自我定义中的一个次要的元素。为在政治上产生影响，他们需要超越种族和文化的分野，并建造全国性的组织，而此类组织，只能以他们共享的宗教为基础。他们许多人，特别是女孩子们，也对父母的限制感到恼火，并发现通过研究和适当地阐释《古兰》来反抗他们是一种有效的策略。许多穆斯林对他们父母的文化的一些方面感到尴尬这一事实，强化了他们回到伊斯兰的“真正的原则”的欲望。由于更广泛的社会，也开始把他们称作穆斯林并把他们和关于这个术语的一些负面的观念联系起来，穆斯林青年也秉持着“黑是美的”的精诚，自豪地维护他们的伊斯兰认同。
国际事件在强化伊斯兰认同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本非暴力的伊朗革命——在革命中几乎所有的暴力都来自于国王，这场革命对穆斯林意识的影响，泛泛地说可以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对欧洲左派的影响相提并论——给穆斯林以这样的自信，即，他们可以颠覆西方支持的政权并提供一种西方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阿富汗对苏联占领的抵抗，把不同国籍的穆斯林带到了一起，在他们之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同，并使全世界的穆斯林相信，他们可以打败一个确然的霸权国家。西方对石油的依赖暴露了它的弱点并唤醒了穆斯林对他们巨大的经济潜力的意识。持续的阿以冲突，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反对不义和压迫的斗争给他们共同的全球事业并强化了乌玛(umma)或全球穆斯林共同体，一个之前仅在穆斯林历史上扮演了边缘性的角色的概念的意识。对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如何为欧洲列强所瓦解的历史记忆不断被复活，被用来强化穆斯林的羞耻感和光复其荣耀的欲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自豪，权力，受害感（受害者意识），关于人口超过十亿、在五十五个国家构成人口的多数，并在许多包括西方在内的国家中显著存在的他们，如果想做，就能做到的事情的诱人的梦想，和对内部的分化和西方的操纵轻而易举就能使他们失去一切的深刻焦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越来越趋于全球化的伊斯兰认同。欧洲穆斯林共享并维护那种认同并感觉（自己）属于一个世界性的共同体。他们被富油的穆斯林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拉拢，他们的宗教机构和活动得到他们的慷慨资助这一事实，强化了这个潮流。
宗教在穆斯林的自我定义和其他人对伊斯兰的感知中的重要性的不断上升，使欧洲穆斯林对他们在宗教在西方得到怎样的表征极为敏感。拉什迪1989年出版的《撒旦诗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阅读并被广泛地是为一个偏离正道的、西化的印度穆斯林为吸引、讨好主要是西方人的读者而写作的，一部反伊斯兰的作品。它引起的抗议既反映又强化了伊斯兰的认同。在法国人们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即其穆斯林人口只“在一纸公文上是法国的”，只在他们的护照上——没有更多——是法国的，并需要被融合。1987年受指派的民族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Nationality)在一年后，于1987年出版了两卷本的报告《在今天和明天之为法国》(Being FrenchToday and Tomorrow)。报告坚称，穆斯林应该被“纳”入主流文化，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差异应当仅限于私人领域。头巾事件(l’affaire du foulard)也就是在这个气候中爆发的。从这样一个事实，即1989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却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共和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认同的进攻性陈述，这一事件获得了它特别的意义。英国的穆斯林青年——几乎全部是男性——和法国的穆斯林女孩则领导了一场为伊斯兰而进行的，经常是反对他们的父母希望的，要求国家应该承认、尊重并为之而设立公共场所的斗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伊斯兰在欧洲成为一种有力量的政治性存在，而它的力量，则源自它的数量、战斗精神、坚定的认同感，和全球性的关联。
萨尔曼•拉迪什的第四本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被伊斯兰原教主义者视为恶意诽谤和公然挑衅。该书的多国翻译者和出版人已有多人遇袭甚至身亡
波斯尼亚是穆斯林意识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有两个独特的特征。它是欧洲的后院，并当然地对它来说有着特别的利害关系，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公民，“在种族上”与其他欧洲人没有任何差别。尽管他们在地缘上临近，“在种族上”相似，且有开明的自利的思虑，但是欧洲政府不仅不保护他们，反而还阻止他们从别的地方得到武器。对许多穆斯林来说，这表明欧洲对穆斯林的漠不关心，甚至是嫌忌，以及它是多么地不关心他们的生活。一些人甚至唤起了这样可怕的梦魇：即如果他们疏于防备，那么欧洲人就会对他们进行另一场大屠杀。2005年四月刊登在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上的十二幅漫画——其中先知默罕穆德没有留白——以及漫画旁的评注，使穆斯林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仅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他们，而且，他们的宗教本身，也被认为是落后而不适宜成为文明的欧洲的一部分的。
3. 欧洲的焦虑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开始，在政治上可见的穆斯林开始从宗教方面来定义他们的认同的同时，欧洲也开始思索，如何融合他们，把他们变成忠诚的公民。一部分数目可观、有影响力的人对此持悲观的态度，他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或至少是极其艰难的。像德国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英国的罗伊·詹金斯那样杰出的自由主义领袖甚至认为大规模地承认他们的存在是一个错误。他们认为，伊斯兰，是天生不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以及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人，都顽固地抵抗引进民主的内外压力的原因。不能指望欧洲穆斯林会尊重民主制度，他们至多只会报之以谨慎的、工具性的忠诚。因为穆斯林人认为乌玛高于民族-国家，所以他们对全球穆斯林事业，要比对他们的公民同胞在乎得多，并且也不能相信他们会成为好的公民。在他们看来，伊斯兰也是深刻地不自由（非自由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它反对言论自由、世俗主义、批判的思想、个人的自治和个体的选择，嘲弄诸如对同性恋、同居和男女同性恋伙伴关系的承认此类的，来之不易的少数的自由。一些自由主义者担心穆斯林会和基督教徒结成反世俗的联盟，以及，宗教可能支配公共生活。另一些人则认为，对伊斯兰的恐惧，会导致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复兴。乌德勒支的西蒙尼斯枢机主教的讲话确证了此类恐惧，他说：“政治领袖们问，穆斯林会不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我要问，这些价值观是什么？同性婚姻？安乐死？我们在伊斯兰的威胁面前解除了武装：我们必须恢复我们的认同”。
甚至那些同情穆斯林的欧洲人也认为他们的要求太多了。在对清真肉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有要求工作场所给他们礼拜的时间。在后者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又要求封禁渎神的书籍。而在那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又想要人们认可一夫多妻。在那之后，他们又催索无偿借贷，伊斯兰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等等等。说到底，他们想在欧洲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表面上无害的要求——即，国家应该尊重并适应他们的认同——是更广泛的，同一种伊斯兰的文明，来取代“不信教的”和“堕落的”欧洲的目标的一部分。出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据论证，他们（穆斯林）是内部的敌人，是一种不可同化的文化和政治的存在，必须加以阻遏和压制。在就涉及适当地使用武力，进攻性地同化（积极进取地对他们加以同化），促进对伊斯兰的自由主义的阐释，并否定他们从他们的母国接受文化资助的权利。许多主要的政客，包括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将严重地混杂这一问题，（对此要求）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抵制。
2003年聚集于纽约时代广场抗议美国征战伊拉克的穆斯林信众
纽约、马德里、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恐怖袭击给欧洲人留下了创伤性的影响。迄今为止，他们尚把穆斯林看作一个文化上有威胁，但可以控制的存在；现在他们产生了对他们的病态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转变为对作为一种宗教的伊斯兰的恐惧，人们相信，袭击是在伊斯兰的名义下进行的。所有穆斯林的身份来说就是可疑的，那些在欧洲的穆斯林被世界性的乌玛所同化并被视为乌玛的一个无差别的组成部分。人们期待甚至要求他们以最强烈的语言谴责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袭击，那些依然保持沉默或冷淡的人则被认为是同情恐怖分子的人。
因为有这种普遍的对穆斯林的不信任以及他们不希望或不能融合的信念，今天才会有如此巨大的道德恐慌。这在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导致了一种不断上升的不宽容的精神，和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应。2006年面纱一度主导了英国的公共辩论，政府部门拒绝资助和通过官方渠道与英国穆斯林协会(Muslim Council of Britain)打交道，因为据说，它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和对穆斯林青年的控制力不够。法国通过了一项禁止头巾，甚至锡克教的缠头巾的法律。在自由主义的、文化方面比较宽松的荷兰，一位出于文化原因拒绝与一位女性部长握手并自愿以其他方式问候她的穆斯林，受到了媒体的围攻。在希腊、西班牙和德国，有强烈的，反对建造“太多”的清真寺——特别是在显要地段——的势头，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会导致国家的“伊斯兰化”并改变它的“面貌”。在许多欧洲国家还存在这样的要求，即不应该允许双重国籍存在，所有的移民都应该毫不含糊地选择他们定居国的公民身份。作为融合和在其马格里布人口中促进爱国主义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法国国民议会在2005年2月23日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高校的历史课程和教科书”都必须强调“法国殖民时期的积极方面”。尽管这个不同寻常的法律被宪法法院宣告违宪，但令人震惊的是国民议会竟然通过了它，而且许多保守主义的甚至自由主义的议员不觉得这项法律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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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欧洲社会，有许多蓄意妖魔化和助长反穆斯林的强烈情绪的尝试。以摘自丹尼·派普斯(Daniel Pipes)和拉斯·海德高(Lars Hedegaard)在丹麦卡通事件后发表在丹麦杂志《民族邮报》(National Post)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丹麦腐败了么？》的文章的选段为例，尽管这篇文章因为其事实性的错误和危言耸听的语气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但它还是得到了许多支持者。它能够发表这个事实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多年来，丹麦人一直称赞文化多元主义并坚称，他们对穆斯林的习俗没有意见——直到他们发现他们确实有意见的那天。一些重要的问题：靠施舍而生：第三世界的移民——他们大多是穆斯林——构成了人口的百分之五却消耗了福利支出的百分之四十。犯罪：穆斯林只占丹麦四百五十万人口的百分之四，却是整个国家的强奸犯的主体……自己强加的孤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穆斯林移民大量增长的同时，他们更不希望与本地人口混居。引进不可接受的习俗：强迫的婚姻……是一个问题。另一个，是杀死皈依其他宗教的穆斯林的威胁……酝酿反犹主义：穆斯林的暴力威胁到丹麦约六千名犹太人，他们越来越依赖于警察的保护……谋求伊斯兰教法：穆斯林的领袖们公开地宣称他们引进伊斯兰教法的目标，只要丹麦的穆斯林人口变得足够大——一个不那么遥远的前景。如果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的话，一位社会学家估计，四十年后，三分之一的丹麦居民将是穆斯林。
荷兰首都鹿特丹的Spangen大街是穆斯林聚集区
对穆斯林的恐惧促使困惑非常的欧洲领导人们提出这个问题，即此外，为消除“伊斯兰的威胁”要做什么。在追求他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申出来的甚至更加严厉的策略之外，许多欧洲国家正在设计新的工具，如对穆斯林施加更多的管制，营造更好的线人网络，通过更强的反恐法律，拘留可疑人士，使“赞美”恐怖主义成为一项刑事罪名，监视清真寺，禁止伊玛目(Imam，意为伊斯兰领袖)出国，要求他们以当地的语言行使伊玛目权能，在更大程度上监管他们的训导和布道，要求穆斯林领袖为他们的宗教同胞的行为承担更大的责任，否定双重国籍并推行严厉的公民资格条件。尽管许多欧洲人意识到，这些措施严重地限制了不仅穆斯林，而且是其他的所有人的公民自由，并侵害了一些他们最为珍视的价值，除此之外，他们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处理“穆斯林问题”。
4. 容纳宗教
欧洲关于穆斯林移民的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和宗教有关。普遍而言的自由主义者以及特定而言的欧洲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为宗教所困扰。对一些人来说，宗教拒斥自由主义的许多核心原则，如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批判的合理性、对科学探究的承诺、思想的自由和对进步的信仰，并代表一种反动、蒙昧的思想形式。另一些人则更加歧视宗教。他们欢迎作为对人类傲慢的必要的矫正，和一个有价值的道德源泉的宗教，只要它适当地改革和理性化，不企图主导公共生活。无论他们的世俗主义是全面的还是仅限于政治的，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坚信，应该按世俗主义来组织政治生活。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和物质的和道德的利益打交道，而不涉及人类灵魂的命运。由于国家处理的是为全体公民所共享的问题，国家事务也应当以他们都能理解，并可以依照公共的理性来批判地加以评估的，世俗的语言来进行。国家天生是强制性的，必须与宗教和其他强制在其中没有位置的领域划清界线。国家应该平等地对待它所有的公民，并尊重他们的良心的自由，如果国家与某种特定的宗教绑定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做到这点。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穆斯林挑战了这个历史的共识，并带来了重新开启早就解决了的争论的危险。他们不仅拒绝社会的全面的世俗化，也拒绝更为有限的政治形式的世俗化，并在多个层面上把宗教引入政治生活。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比如说特定的，宰杀动物的方式，工作期间给礼拜留出时间，以及免于特定的法律和实践。他们想让国家通过限制言论自由，并对其他人强加不公平的负担，来保护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和实践。他们用宗教的术语来理论公共问题，争论古兰是否允许他们忠于国家、尊重民主制度、政治参与、女性的平权或参与特定的战争。通过这样和那样的方式，穆斯林引进了一种神学形式的政治推理，其他人不可能参与这种推理，但这种推理的结果却深刻地影响到他们。这种推理排除了一切形式的，共享的公共话语——共同的公民资格的先决条件。自由主义者看不到有哪种世俗的政治体系可以对付这种来自宗教——特别是一个拒绝任何形式的，所有国家赖以为基础的公私分离的宗教——的突然的入侵。他们的焦虑更多地混合了这样的恐惧，即穆斯林的例子可能鼓励其他宗教团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导致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的解体。
尽管自由主义者有权去担心激进的伊斯兰带来的威胁，但他们在欧洲语境中的焦虑是夸大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一种对欧洲社会实际上如何构成，以及如何行事的误解。就自由主义者使用的世俗一词的意义而言，没有一个欧洲社会或欧洲的政治体系是世俗的。人类尊严、平等的人类价值、和人类的统一的观念，从基督教的遗产那里获得它们得到的能量，并且以世俗化了的形式在自由主义中重新出现。给许多欧洲政治思想和实践、欧洲当前的法律和实践、甚至像礼拜天集会、把圣诞节和新年当作公共假日这样的琐事以活力的许多关于人类的本性和历史的见解，都是基督教在这方面的持续影响的进一步的例证。它们的历史根源经常被人们遗忘，以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幸存下来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宗教基础或它们所具有的宗教的言外之意不为非基督徒所注意。穆斯林以及在这个问题上，虔诚的基督徒并没有在一个否则（如果他们不引进外异的元素的话）就是世俗的社会中引入某种外异的元素。相反，他们用社会其余部分以一种安静的耳语的形式诉说的同一种语言来大声地说话。
使自由主义者感到不安的，那种关于政治问题的神学类型的推理，也不是穆斯林独有的。反堕胎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一些环境保护论者、全球正义的拥护者，以及礼拜天的反对者，则把理性放到了基督教的、犹太教的或其他一些宗教的传统之中。甚至一些自由主义者，也只是在用一种世俗的语言，再生产基本的基督教信仰而已——在他们被迫表达或保卫这些信仰的时候，这点就变得很清楚了。与自由主义者的想象相反，我们的公共生活不依赖于也不可能依赖于一种同质性的、公共的理性观点，因为后者并不是某种中性的或清洁无害的理性，而是——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理性一样——内嵌于无疑是可修正的特定的传统或哲学的框架之中。我们的公共生活本质上就是多元的，并且包含着数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如世俗的、宗教的、二者混合的，以及属于其中的一种的，数不胜数的多样的推理形式。自由主义者想知道公民如何能够跨越不同的道德和政治语言实现沟通。事实上，他们以合理的方式成功地做到了这点。
9月26日，一名法国人质在阿尔及利亚被圣战组织斩首，巴黎的穆斯林信众在周五的礼拜日后聚集大清真寺，用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写下“并不以我的名义”示威抗议
因为许多这样的语言，都是欧洲历史的积淀，并且构成了它的共同遗产的一部分，所以，欧洲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在相当程度上熟悉这样的语言，甚至对其中的一些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同时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社会的混合的话语。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自己有时也操着数种道德的语言。在他们不用某种语言来说话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所说的话的理解，往往对其说话者做出回应。无疑，沟通会有理解不足和崩溃的时候，而在那个时候，他们会试图增进他们关于其他语言的知识，寻找一种共同的语言，求助于译者和阐释者，暂时搁置那个问题，达成实验性的妥协，或做一些其他常见的事情。而就穆斯林的政治推理而言，麻烦的，不是它的宗教特征，而是人们对它不熟悉。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于更大程度的互动性的、同情的对话，多元文化的教育，并让穆斯林发言人获得合理的，使用其他语言，特别是世俗语言的能力。
世俗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为宗教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很重要，而对宗教的攻击很容易引起公共的无序，所以，没有一个欧洲政治体系，会把宗教排除到政治生活之外。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允许宗教殖民政治生活并威胁到它的公民的自由。每一个现代欧洲国家的历史，都是一个关于如何最好地平衡这些要求的故事。在它们（现代欧洲国家）不把某种宗教强加到它们的公民头上，或使公民权利依赖于对那种宗教的同意，一般来说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方面不为宗教的考虑所引导，也不从宗教的源头那里获得它们的合法性的意义上，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世俗的。然而它们确实允许宗教在政治生活中占有它合适的位置，包括基于宗教的正当和一种基于宗教的政治修辞。它们也有维持与主要的宗教组织的常规性的杰出的组织机制，许多宗教组织还得到了公共的资助，以进行世俗的活动。
英国资助国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学校，而英国政府，在处理与这些宗教相关的问题上，也会非正式地，但同时也是常规性地咨询相应的宗教机构。在法国，宗教（大多是天主教）学校，获得公共津贴，并且它的十九个区(departements)主教中，就有三个是联邦公务员，并且接受国家的任命。在德国，犹太社区，天主教的主教管区和区域性的清教教会享受得到公开承认的自治体(corporation)地位（这是一个德国特有的司法范畴）。国家代表它们从教会成员那里收税，然后在扣除协定的行政费用后，把钱交给教会。近百分之八十的公立幼儿园，是由它们代表国家来运营的，许多医院和其他的福利性机构也如此。而尽管世俗的法国拒绝理会任何团体差异，但它依然承认那些基于宗教的团体并经常咨询得到官方承认的，天主教的、清教的和犹太人的全国性组织的代表。欧洲国家这么做对不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这里我们关心的还不是这个问题。事实是，它们确实这么做了，而我们也应该从接受这个政治生活的事实开始（讨论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在这个框架内部，穆斯林并没有提出任何重大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要求的，和欧洲国家应该做的，无非是为在不根本改变现存结构的情况下，容纳他们的方式。泛泛地说，这也正是在实践中发生，在一些情况下积极主动地发生，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在遭遇大量的抵抗之后发生的事情。法国建立了穆斯林信仰公会(Council of Muslim Faith)，一个全国性的，代议性机构，它有权代表法国穆斯林说话并享有咨询地位。在荷兰穆斯林是支柱(‘pillarisation’)的一部分，有国家资助的宗教学校和电视频道。在比利时伊斯兰自1974年起就是宗教委员会的正式成员。曾数世纪地服从伊斯兰的西班牙，多年来也在试图在伊斯兰的对立面上定义它的认同。1992年11月，它与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达成了一项类似于它与其他宗教共同体达成的协议的协定。这一协定处理了穆斯林的要求，如提供清真肉类和墓地，给予享受宗教节日的权利，在医院、监狱和军队中承认宗教的权利，减税，给予举行公民结婚仪式的权威，以及在公立学校中增加宗教教育。尽管协定的一些部分依然因为缺乏政治意愿和资金而没有得到贯彻，它依然表征了公众对公众作为一个和其他宗教群体平等的宗教共同体的穆斯林的接受。
欧洲社会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在不牺牲它们的世俗特征的情况下容纳穆斯林。穆斯林获得了定期参与权力的途径，他们的宗教利益也得到了考虑，他们的要求得到讨论并被承认、搁置或拒绝。同时，世俗的历史环境，也依然稳固，穆斯林一般不会要求或意愿或被允许在其中进行任何变革。确实，因为现存的安排尊重他们并给与他们完全而平等的，经常远远大于他们在宗派主义的穆斯林社会中享有的自由的宗教自由，这些安排正当地要求，一般来说也获得了他们在道义上的支持。这些安排还使穆斯林更易于挑战激进的少数对背教者的“无神”之土地的无脑的谴责。自由主义社会所有的知识的和制度的资源，以及它灵活性远甚于它的理论家们的想象。
全文完
海库·帕瑞克（Bhikhu Parekh），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社会理论、古今印度政治思想，和与伦理关系相关的哲学。他于1998年至2000年主持拉尼梅德（Runnymede）调查文员会，研究多种族的英国的未来，代表著作为《重新思考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多样性与政治理论》(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 Cultural Diversity andPolitical Theory, 2000)。帕瑞克教授是英国贵族院共党成员，并担任社会科学学院主席，曾荣获BBC终身成就奖和以赛亚·伯林政治哲学终生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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