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最初的理想是什么？

我出生在冀东，从一懂事面对的就是日寇侵略，国土沦丧，民族忧患。一位同学的父亲从齐鲁医学院毕业后在昌黎开个诊所，为百姓治病——米大夫，成为我们高小同学们的"偶像"。在他的影响下，我从高小就立志"习医报国"。在北京汇文中学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走上习医之路。

您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

开创和发展我国内科肿瘤学。1957年，中央敏锐地认识到肿瘤防治在卫生工作中的重要性，决定把正在筹建的国际医院改为肿瘤专科医院——日坛医院，即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前身。为了开展多学科综合治疗，吴桓兴、李冰两位院长和顾问金显宅教授在1959年把我调到肿瘤医院，并给我和周际昌两个青年医生布置了一项任务：开创肿瘤内科这一全新学科。在几位元老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无怨无悔地学习、实践，在学习中成了我国内科肿瘤学的元老。

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是我的老师吴桓兴教授，他不但教我学习业务，也点拨了如何做人。"文革"初期，在我困惑的时候，老院长告诫说"That′s not our business(那不是我们的事)"，告诉我不必介入政治运动，专心做好自己医生的工作。这样，我在36岁就提前"不惑"了。在那一阶段专门"促生产"，管患者；有一时期还和哈献文医生包下了全部门诊急诊工作，也就成为当时院里为数不多仍坚持到图书馆看书的医生之一。

您职业生涯中犯过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是早年尚没有CT，将一位淋巴瘤的女患者小肠瘢痕挛缩误诊成肿瘤复发。我常用我的错误告诫学生和同事，一是，每一位患者病情都不同，对我们都是新课题，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老师张孝骞教授，那么有经验还总要教导我们要面对每个患者都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二是，作为肿瘤科医生不能只认识肿瘤，而不去了解相关学科发展；三是，要通过总结，不断提高临床治疗水平。近年来尸检和"临床病理讨论会"少了，是医学界的重大缺憾。

作为医生，您最遗憾的是什么？

最大的遗憾是很多肿瘤患者，一是，因缺乏有效治疗手段而病逝。随着医学的进步，我常想起很久以前那些老患者，要是在现在，医生拥有如此多先进的诊疗手段，很多患者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甚至可以治愈。二是，患者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能得到最好的治疗。电影《我不是药神》涉及了这个问题，作为医生明知患者有有效的药物可用，但患者没钱只能选择其他治疗。医生的感受是什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热心制定《医保目录》的原因，只有进入医保，患者皆可以得到最新最好的治疗了。还有，我多年来保存一封一位患霍奇金病的青岛纺织女工的来信。她从1960年就在我院治疗，那时抗肿瘤药物很少，她都用过了，还做了放射治疗，病情得到控制，需要定期来复查。到了1968年她病复发了，但不能向往常那样来北京治疗。最后她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但也写到："多年来忍受了这么多痛苦，也耽误了婚姻，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委屈"。在《小兵张嘎》电影中饰演罗金宝的张莹在1966年患了淋巴瘤。由于曾在八路军文工团工作，认识李冰院长。我们给他治疗后得到缓解，但需要巩固治疗。后来他因"右派"问题受到迫害，不能及时来治疗，含冤逝世。这些都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您最盼望的技术进步是什么？

通过分子生物学，解开癌症形成的过程之谜，并加以调控，使其得到有效的防治。

作为肿瘤医生，您最想对患者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们的合作很重要，受点儿苦一同战斗，争取最好的结果。

您最想对年轻医生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医乃仁术，患者以生命相托，不可辜负他们。

您最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我最喜欢的学生是有仁心、肯奋斗、讲诚信的人。我常说，我的学生不一定要高智商，中等就行，但要勤奋守信，最重要的是有颗医者仁心。

您一生最厌恶什么样的人

最厌恶的是口是心非、两面派、明知故犯的人。

您认为自己最应该道歉的人是谁？

是我的家人。因为工作繁忙照顾他们不够；"文革"中又因我，全家到当时"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落户。

除医生职业外，您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古诗词和经典音乐。通过古诗词与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交流，让美妙的音乐在身边围绕，是快乐的。

除专业书籍外，您最想向同道推荐的书籍是哪本？

司马迁的《史记》。我推荐《史记》，不仅因为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因为司马迁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潜心治学、追求真理的风骨。

如果不做医生，您会做什么？

农学家，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我高小时另一位"偶像"，就是一位大学农科肄业的马老师。抗战胜利后，他还来北京农大读完剩下的课程。

您最爱吃什么？

当然是水果！我自小在果园里闻着果香长大。小时候，水果熟了，大人孩子都可以摘来吃，不算偷的。但是未成熟的水果可是不能糟蹋的！

您是如何保持身心健康的？

没心没肺，懂得包容。我特别喜欢曾在开封大相国寺中看到的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您年轻时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

从来没有。我年轻时是个"好孩子"类型的人，从来不敢不听长辈、老师和领导的话，也因此觉得失去了"自己"。为此，我曾和父亲有过严肃的讨论。直到36岁时，经老师的点拨，我才算是"不惑"了，成为真正用自己头脑思考的人。现在想来，父母教育孩子，不能只把世间的美好展现给孩子，还要告诉他们人性丑恶的一面，否则可能会落入社会中诸多"陷阱"。也就是常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