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精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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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这样一位北大毕业生,当他受到母校的邀请,站上与学弟学妹分享“创业”经验的讲台,第一句话却是:“我给母校抹了黑、丢了脸。”
言毕,他还几度哽咽,神色中还略见尴尬。
图片来源于央视专访《北大屠夫》
这个特殊的人物名叫陆步轩,千禧年之初,他曾因在家乡操刀卖猪肉而引发报道与争议。
此前,他以当地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成为令人羡艳的天子骄子。可从北大毕业后,却摇身一变,成了卖猪肉的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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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感到诧异,认为北大才子做屠夫未免“没出息”、“大材小用”;有人开始轻视文凭,毕竟北大毕业也不过卖猪肉,可见“读书无用”。
彼时的陆步轩,也曾被世俗偏见与流言蜚语压弯了腰板,自己都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成为北大毕业生中一个反面而另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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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人们不知道的是,如今的他正经营着国内最响亮的土猪肉第一品牌,销量早已超过10亿;与此同时,还担任着国内首家屠夫学校的校长,一力培养猪肉屠宰领域的专业人才。
我们很难说陆步轩是失败的,恰恰相反,他的人生正体现了精英教育中某种最珍贵的东西,而从迷茫到坚定,从自卑到自信,陆步轩的二十年光阴,也最终见证了他坦然接纳自我。
北大毕业的天之骄子
迫于生计当屠夫
1966年,陆步轩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母亲早逝,家境贫寒,家里的书,就只有一本《毛泽东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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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贫穷困苦没有影响少年的心性,陆步轩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件事的来龙去脉,非要弄明白才觉得安心。
而这种个性,也让他在学习上极有天分。
图片来源于央视专访《北大屠夫》
在后来接受央视的采访时,陆步轩还是能很骄傲地说,自己的确是个好学生,每次考试都能领先第二名一百多分。高中毕业之际,已经能够做到“讲桌上一坐,各项水平超过老师”。
这样的陆步轩,考上北大几乎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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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当陆步轩以长安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街坊邻里眼里,他的未来已经和“做大官”、“赚大钱”紧密相连。
靠着高考向上攀升,起码不再回到贫瘠的家乡做苦力,也成了骄傲的陆步轩心底的念想。
可是,这份骄傲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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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湖畔的校园时光匆匆了结,即将走上社会的陆步轩和他的同学一样,面临的是“包分配”的命运。当然,如果有把握被分到好单位,这本是一件好事;可祖祖辈辈面朝黄土、没有任何人脉的陆步轩,却开始惴惴不安。
1989年,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被分到统管计划经济的家乡县计委,无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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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步轩的处境是尴尬的,作为一个在校园里研读了四年音韵学的年轻人,再如何自诩清高,也得接受帮胸无点墨的领导写讲话稿的日常。
而且,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巨变中,市场经济初露锋芒,计划经济已然走到尽头,陆步轩的单位,正成为那最后一抹“夕阳”。
图片来源于央视专访《北大屠夫》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再加上陆步轩自恃过高的个性影响,在县计委的那几年,实在不好过。
陆步轩没有编制,分不到房子,只能和妻儿挤在一间不足六平米的小平房。为了生计,不得不放下“北大才子”的身段,办过工厂,开过矿山,做过装修,开过商店,却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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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步轩的第一任妻子无法忍受负债累累的生活,于是与他离婚了,还对外人说当时是看上了他“北大”的身份,没想到他这么“没用”。
这可能也是第一次,让他产生“侮辱”了母校的感觉。北大,不再是光环,反而成为负担。
再婚之后,为了老婆孩子的温饱,陆步轩在走投无路中接受了家人的建议——卖猪肉。理由很简单,好上手,回本快,陆步轩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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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在自传《屠夫看世界》中回忆道,肉摊上苍蝇乱飞,血水横流,肉腥气刺鼻,自己只能穿着短裤拖鞋站在铺里。手上是常年洗不净、后来就索性不洗的猪油。
陆步轩不再愿意和别人提起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干脆说自己没读过书,自家孩子被调侃成“卖肉娃”,他也只好无奈地笑笑。整日埋头于切肉卖肉的陆步轩,只有鼻梁上的那一副眼镜,暗暗透露着他与别的“猪肉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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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起了屠夫的陆步轩曾在自传中这样自嘲:“如果认为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为什么不在北大开设屠夫系,内设屠宰专业、拔毛专业、剔皮剁骨专业,那样卖起肉来岂不更专业?”
那时,无论谁来告诉他卖猪肉不丢人,他都听不进去,在他心里,人生已坠入阴暗的谷底。
“养猪卖肉,也可以为北大争光”
2003年,北大才子毕业后却只能卖猪肉的事情经过当地媒体的曝光,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引发了普罗大众对教育初衷、人才体制、职业选择等种种议题的热烈争论,陆步轩也在无形之中,被卷入了舆论风暴的中心。
而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他,始终带着一丝丝难堪与羞愧,正如在北大师生面前登台演讲,第一句话仍是“我给母校抹了黑、丢了脸”。
这是他的心结,他需要与自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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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之后,陆步轩的人生出现了一丝转机。
同为北大毕业的陈生,在看到陆步轩卖肉的媒体报道后找上了他。两人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都是从北大毕业后,进入体制却不顺,无奈中只好“下海”。有所不同的是,陈生已经开始做规模化的猪肉生意,而专注于一个摊位的陆步轩,则在杀猪卖肉上做得更精细。
图片来源于央视专访《北大屠夫》
陆步轩虽然终日纠缠于自卑悲观的情绪,可赶来拜会的陈生,却发现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同是屠夫,陆步轩却把卖猪肉这件事做到了“北大水准”。他从来不卖注水肉,一个档口他能卖出12头猪,是别人的十倍之多。空闲时间,陆步轩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而出版了视角独特的自传式著作《屠夫看世界》。
即便是当屠夫,陆步轩依然在认真地对待他的生活与他的生意,这一点,深深打动了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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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生一直在劝陆步轩,“不用那么卑屈”,虽然收效甚微,但他有信心,让陆步轩认识到自己的闪光点,“干一行爱一行”,做好这份事业。
2009年,在陈生的倡导下,国内第一间屠夫学校成立了,陆步轩担任校长。这件事也让陆步轩重新找回了信心,习惯于埋头钻研的他热忱地投身于编写教材与授课,做得颇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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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步轩所编写的屠夫教材,涉及养殖、切割、营销等多个环节,将培养通晓整个产业流程的高素质屠夫作为着力点。与此同时,在陈陆二人的通力合作下,做符合高端肉类需求的品牌猪肉,也日益成为陆步轩的全新目标。
他们二人将养猪卖猪做得十分特别——除了猪的品种好,猪场还摒弃了现代常用的定位栏,取而代之的是让猪自由活动的半开放式空间;猪场里设有音响,专门给猪听音乐,因为“猪和人一样,只有心情愉悦,才会长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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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5年,两人联手打造的猪肉品牌销量已超10亿,成为赫赫有名的土猪肉“第一”。
2016年,陆步轩又主动抓住互联网时代的机遇,及时把品牌猪肉拿到电商渠道进行售卖。
时至今日,他已成为拥有全国700多家连锁店的“猪肉大王”,有媒体报道称,靠着卖猪肉,陈生的身价已过百亿,陆步轩更是身价飙升,无疑实现了从底层猪肉贩到富豪的“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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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陆步轩来说,发家致富,并不是最让他骄傲的。更重要的,是终于可以放下郁结多年的忧虑——“北大毕业,还不是卖猪肉?!”
这根刺,曾经深深卡在他心里。而随着他卖猪肉卖出了一番成绩,那种被世俗观念与他人冷眼所深深困扰的自卑感,也终于消失了。
在近期一次采访中,年过半百的陆步轩从容不迫地说,自己希望进一步将自家的猪肉品牌做大做强,最终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者,“如果能将猪肉卖到极致,也不算给北大丢人了。”
图片来源于《广州日报》相关报道
读书无用?精英的抉择?
卖猪肉的北大才子告诉我们的事
事实上,自始至终围绕着北大毕业生陆步轩的质疑与争议,无非就是以下两大类——
第一,北大毕业卖猪肉,读书到底何用?
第二,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学子,是否要穿着光鲜、年薪百万才算成功,而做着“低端”工作的,就注定是一辈子抬不起头的失败者?
答案,或许可以从陆步轩的故事中窥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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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到过,普通的猪肉档口一天只能卖一两头猪,而陆步轩个人经营的档口每天却能卖到12头之多。这说明,即使是做小生意,北大毕业的陆步轩依旧是有自己的卖肉逻辑的。
从他自己出版的《猪肉营销学》教材里也能看出,陆步轩对顾客的心理研究,对猪肉的研究,都不是一般的“猪肉佬”能赶得上的。
那种出众的眼界和格局,将不起眼的工作上升为理论高度的思维模式,都是北大带给他的。而最终得以创业成功,也少不了校友资源的支持,与陈生的合作,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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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陆步轩应该感谢北大。读书并非无用,好大学给人带来的助益,将绵延一生。
而那种曾将陆步轩压垮的世俗观念,认为精英学子一定要“做大官”、“赚大钱”才是成功的论调,其实有好几任北大校长都已给出过见解。
民国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说过,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
陆步轩受邀回母校演讲,吐露惭愧之语时,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也提到,“北大学生可以做领导人,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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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细微工作,与拥有崇高理想并不冲突,能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未尝不是一种成功。
近些年,类似于“清华研究生卖煎饼”、“西安交大硕士卖凉皮”的报道屡见不鲜,而当我们真的跟随着媒体镜头,看到那些放下身段、去做好一件小事的高学历人才时,也会发现他们怡然自得,不再因世俗观念而背负沉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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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百万年薪、光鲜生活,自愿下乡支教、拿微薄薪水的耶鲁高材生秦玥飞,也备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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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能够不受世俗影响地做好自己的事,是自己的坚持与强大;而当社会亦接纳并认可了他们的个人选择,则是观念进步的体现。
职业选择与人生道路,本没有高低贵贱。
受过精英教育的莘莘学子,可以选择朝着功名利禄的世俗方向前进,也可以选择拥抱平凡生活与微末职业中的“小确幸”。退一万步来讲,就算卖猪肉、卖煎饼、卖凉皮没有卖出什么名堂来,只要自己愿意,就不存在“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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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社会,应该在他人选择奋进时给予掌声,也在他人拥抱平庸时加以尊重,当每个人都能做到宽容与平和,包括连做出抉择的当事人,也能坦然地自我接纳,或许到那时,精英教育,才算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