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伦敦找房子，遇到不少有趣的人。

第一家住着音乐人。男生是留着达利胡须的音乐经纪人，女生是来自德国的业余音乐家。男生的爱人是艺术家，所以房间里挂满了即兴创作。

第二家住着古董收藏家。客厅里摆满了古董家具，唱片和留声机。我去的时候，家里正在播放威尔第的安魂曲。房东是个兴趣广泛的建筑工人，除了改装房子，收集古董和古典乐黑胶唱片外，还喜欢种蔬菜。用流行语说，就是“斜杠青年”吧。

第三家住着斯里兰卡裔的教师和新闻摄影师。教师的父亲因参与无国界医生上了政府的黑名单，流亡爱尔兰。一家最后辗转到英国。她和我说了很多2009年内战不为人知的一面，包括“大屠杀是因为政府最后决定向平民区开火，因为分不清谁是叛变军人谁是平民，而她的父亲当时刚好就在猛虎控制的区域内行医。”

第四家住着牙买加裔艺术家，五十岁，看上去却像三十岁的年轻女孩那样有活力。她出生的时候，英国社会可没有今天那么多元。当我提起在英国经历过的各种歧视时，她表示那都是她童年的家常便饭。

由于自己本身也多少经历过一些种族歧视，所以和这位房东就很聊得来。她是艺术疗愈师，Grenfall大火后，她曾去做过一段时间义工。

“又是泼酸，又是恐袭，伦敦可不是四年前的伦敦了。”我说。

“与其说是种族问题，我倒觉得是阶级和政策问题，”女房东说。

“怎么讲？”

“我那个年代，英国每个街区都有青少年活动中心。男孩子放学以后会过去打个拳击什么的。活动中心有辅导员，也比较年轻吧，所以孩子们就算逆反爹妈，也会听这些人的话。”

“现在这些社区服务都没有了，年轻人就整天玩手机。英国大部分人上不起高质量的学校，但是很多都买得起智能手机。”

“网上的信息，就不会像青年辅导员那样对你负责了。人要是意志薄弱，就会想：与其辛苦奋斗，还不如去犯法。”

一下子聊了一个小时，然后就定下来住这里了。

回到坎特伯雷收拾东西那几天，我顺便去Water Lane咖啡馆放空。坐在我后面的两个女生聊个不停，我闲的无聊，索性就偷听起来。

“哎，你知道艾米丽吗？她上伦敦找了份工作，一个月二千磅呢。”
“有这种事？”
“据说只要打打电话，时不时还有提成。”
“打电话？”
“我听她说好像是联系什么候选人之类的，是个招聘公司，”说话的女孩显得很激动，语速飞快，“要给客户找中国雇员。你知道，一般人好找，但是外国人很难找。”
“那不是得会讲中文吗？”
“不用，可是，你知道，外国人很难找。”
“听上去真是不可思议呢。”

到这里我就没兴趣继续听了。

伦敦到处都是故事，每个人都能为你打开一扇通向新世界的窗户；坎特伯雷则是一间安全的小屋，一整个严严实实地把你罩住。

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最向往的是田园牧歌：绿野，绵羊，风笛，针织衫，长裙，野餐篮子，民谣，下午茶，淑女，金黄色稻草上的阳光。

现在，这些画面看上去就像一罐陈年的泡菜，酸，但不可口。

岁月静，不一定就好。于我，生命在于折腾，he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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